在中國各類媒體上，拆遷是個熱詞，因它而引發的新聞時常見諸報端，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在這些報道中，拆遷方用盡各種手段讓拆遷戶們搬走，拆遷戶們則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與拆遷人員鬥智鬥勇，甚至以死相搏。而拆遷公司，恰恰因為身處拆遷鏈條中的重要一環，更是備受矚目。

      據《雲南信息報》報道，劉勇（化名）今年不到30歲，在拆遷這個行當裏已經做了四個年頭，做得最多的就是城中村改造，目前是昆明一家拆遷公司的項目經理。入行四年，劉勇從最基層的動遷員做到現在的拆遷項目經理，按他的話說，自己算是一個職業拆遷人。
      人數眾多 流動性大 
      2008年2月，昆明大規模的城中村改造序幕拉開。該市計劃用五年時間，全面完成主城區範圍內三百三十六個城中村的改造，拆遷在某種程度上說成為了生活中的常態。目前在昆明各個拆遷公司裏，像劉勇這樣的職業拆遷人大約有六七十人，他們清楚地瞭解拆遷工作的各項規範、流程、政策以及潛規則。職業拆遷人流動性很大，只要哪裏有拆遷的活兒，他們就去哪裏，“就像空降兵一樣，到處跳。”劉勇如此描述一般拆遷的流程：當政府確定某一塊區域劃入規劃拆遷範圍後，首先會找一家開發商或投資公司墊資，把相關的拆遷款打入政府的監管帳戶，然後再對社會上有資質的拆遷公司展開公開招標。待該區域被完全拆除後，政府會再展開一次淨地土地招拍掛，此時就會有眾多地產開發商前來競標。中標的地產開發商會將前期的土地拆除費用還給政府，最後再由該家開發商進行回遷房的建設及商業開發。
      劉勇說：“很多人以為拆遷公司就是拆房子的，但這並不全面，拆遷中其實包括四家單位同時參與其中，其中有測繪公司，負責對拆遷戶的房屋進行測量、定性；拆遷公司負責對已測繪房屋的拆遷戶做搬遷動員；評估造價公司具體負責對少數補償政策外的附屬物進行評估；最後具體拆房子的是拆除公司。”
      看似簡單 實則不易
      劉勇一旦開始工作，就意味又有一座村子要被推平，當一紙拆遷公告張貼在村裏的時候，各類利益的博弈、糾結也開始了。劉勇的工作，便是動用各種手段，讓拆遷戶們簽下那一紙《拆遷補償協定》。
      動遷的工作，看上去是一個輕鬆活：“動動嘴就好。”但真正實施起來卻並不是那麼順利。當村民們得知自己即將搬離土生土長的故土，且自己未來的收入將大幅度減少的時候，動遷員們與他們的接觸往往不是那麼令人愉快。在動員拆遷的過程中，動遷員們遇到的阻力很大，拆遷戶們的各種淚水、質疑、甚至是怒往往伴隨整個溝通的過程。
      被納入改造範圍的大部分村民在簽下協議拿到補償、安置款後，都能順利搬走。自然，也有不願意搬走的少數釘子戶，這時候就需要動遷員和社區官員對他們反復做工作，劉勇說：“以情動人，用政策嚇人，威逼利誘相結合。”
      “其實一開始罵得最凶、鬧得最狠的人，往往最容易妥協，他們外強中干，我們的工作就有重點了，不主動找他，他自己都會主動找我們談。”劉勇提到，在動遷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一言不發的釘子戶，一旦遇到這樣的人，就意味要啃“硬骨頭了”——他什麼都不和你談，一直和你打太極，把你引到他的思維上去，最後就是什麼都談不攏辦不成。如果是商業開發，開發商會私底下和他直接談，一般都能拿到不菲的賠償，當然，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數字。而如果遇到的是政府主導的拆遷，堅守的後果往往不會那麼盡如人意，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強制拆除。

      發帖求“點子” 要求經驗豐富
      網民“雨中樵夫111”曾在網上發帖，征求拆遷點子人，稱親戚家將面臨野蠻拆遷，面向大陸征求可以為被拆遷者提供諸多智力支援的民間人士，要求對方有豐富的應對拆遷經驗，“並取得過一系列經典戰鬥的勝利”。遇到條件符合的人，他還將提供車旅食宿費用，其他待遇面談。
      差不多與此同時，昆明一棟樓房掛出條幅“信春哥，房子不會被拆遷”。“信春哥”在強拆中似乎發揮了效果，強拆當天拆遷方沒撞開門，在樓上婦女威脅跳樓的情況下放棄強拆離去。知道內情的人說，女業主不可能知道“春哥”，這主意是拆遷點子人出的。
      據《南都周刊》報道，“八分齋”所在的有三十六人的慈善團隊，在2007年開始他們將觸角伸向正在各地轟轟烈烈上演的城市拆遷領域，成為拆遷點子人，為被拆遷戶的維權出謀獻策，並給予聲援。“2007年的重慶釘子戶事件，讓人們第一次看到傳統媒體與民眾形成合力所展示的衝擊力。”“八分齋”說，那一年，他們三十六人的團隊有幸和中國兩億多的網民以及其他媒體共同推動了這個事件的發展。當時，“八分齋”的團隊同時可以與三至四萬個知名網民保持緊密的合作，大家先把關於最牛釘子戶的帖子貼到了某網站重慶版，並迅速粘貼到中國大小三百多個網站。後來，又與其他傳統的媒體形成互動。
      不過“八分齋”說，迄今他們“還沒有多少輝煌的戰績，做了不到二十來例，還僅僅只是讓被拆遷戶少損失點。”他表示：“很多地方，官商之間盤根錯節，真的無能為力。”
      在職業拆遷人劉勇眼中，他將自己的工作定義為每天上班前，都要把臉皮和自尊放在家裏，然後再去面對拆遷戶們的謾和不理解，繼續保持微笑去動員他們搬遷。“都是因為錢多啊，要不誰願意每天被人指罵？所以儘管壓力和阻力很大，還是有源源不斷的人投身這一行。”劉勇說。
      “幹這行得心狠、手辣、臉皮厚！”劉勇用這樣幾個詞語來描述拆遷公司的動遷工作。他所在的公司以前來過一個大學剛畢業的男子。
      剛進入公司時每天都兢兢業業工作，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卻常常半夜在公司的宿舍裏哭，整晚整晚地說夢話，精神也很萎靡——搞拆遷，每天不止要承受上級政府改造進度的壓力，也要承受拆遷戶的謾等各類負面情緒，很多時候為了讓人搬走必須用一些違背良心的下三濫手段。最後小伙子實在受不了了，幹了兩個月便辭職了。
      對劉勇來說，拆遷工程進度的推進也意味自己工作壓力的加大。這是一個不允許帶私人感情的工作，如果完不成任務，就只有走人，“幹了這幾年拆遷，人也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是黑暗了”。
      拆遷公司為了讓人搬走，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劉勇承認：“報紙上經常刊登拆遷戶被騷擾的事情，幕後黑手其實就是我們拆遷公司。”半夜偷偷砸玻璃、花錢找人堵大門、施工“失誤”挖斷水管電線、門口潑豬血、大便、丟死貓死狗，往住戶家裏放老鼠等等，手段層出不窮，目的就是為了消磨釘子戶的意志，讓他們自己受不了，主動在《補償協議》上簽字。據劉勇稱，這樣的事情一般是花錢請人來做的，“每請一人一百元，實在要動手是三百元，但一般都不會動手，目的只是要他搬走，沒必要把事情鬧大”。
      幾年的拆遷工作，讓劉勇得到了不菲的報酬，現在他買了車、也購了房，是周圍人眼中羡慕的“富人”。但他內心的苦惱和壓力，只有自己最清楚。
      當問到以後想做什麼時，他說：“要是我不做拆遷了，我可能會用這幾年賺來的錢，去麗江開一家旅舍”。

      昔日拆遷隊長 改當釘子戶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圍繞拆遷，地方政府、開發商和被拆遷戶已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策略，衍生出了各式各樣職業化、專業化的角色，荒誕而離奇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老陸就當過拆遷隊長，後來卻成了職業釘子戶。
      據《南都周刊》報道，老陸的出名起源於是秦榮在網上貼出的《絕對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帖子中，秦榮描繪了一個職業釘子戶的模樣：有相關拆遷經驗，知道如何跟惡勢力抗衡和周旋；大專以上學歷；責任感強，堅韌，勇敢，身體健壯；能吃苦，在面臨停水停電黑社會勢力時不屈不撓。
      後來，老陸就出現了——壯實的身板，一身綠色軍大衣，一頂暗紅色的帽子，臉上還蒙個口罩，遮得嚴嚴實實，神神秘秘的。
      老陸其實不老，只有45歲，不過卻長了一頭花白頭髮，臉上到處是皺紋，他自己解釋，這是早年當拆遷隊長的時候風吹日曬出來的。老陸見秦榮的第一句話就讓她感到驚訝：“你們有沒有信心堅持到最後？”
      老陸當過拆遷隊長，這個從對立陣營過來的人十分清楚，“拆遷是一場心理戰，就是惡心人，讓你沒信心，最後就灰頭土臉地拿點錢走人”。
      老陸說自己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別人都不大相信。他早年喜歡寫詩投稿，大學畢業後進入太原一家事業單位工作。
      1990年代後期，全民下海浪潮中，他也坐不住了，就到一個親戚開的公司裏當起拆遷隊長。
      有消息說，老陸搞拆遷的時候賺了五百多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到了澳大利亞，他被拒簽，沒去成。
      他不討厭拆遷方，因為他以前也幹過這一行，“對於拆遷隊來說，他們也是奉命行事，照本拿錢。有錢我就幹，沒錢我就不幹。地方政策允許，有資金開動就行了”。
      對釘子戶，他懷揣同情。轉身成了釘子戶後，老陸說，他很清楚對方可能用什麼招，自己可以用什麼招反擊，“不這樣不行啊，你抓的是一手爛牌，不明白利害關係、實力對比，跟人家怎麼玩下去？”

      房價猛漲 拆遷越發“談不攏”
      自2001年開始，房地產被定位成支柱產業。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的理念在快速複製，一些製造類企業開始大規模進軍房地產，各地“地王”紛紛登場。至此，中國房價開始一路高歌猛進。地價房價的狂漲使得拆遷越來越成了一件“談不攏”的事。對地方政府而言，拆遷涉及經濟發展大局，勢在必行；而對被拆遷者而言，則面臨資產縮水，甚至流離失所。
      據《南都周刊》報道，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稅收比例銳減，於是將增加財政收入的希望轉向土地開發。與此同時，隨1998年房改啟動，中央政府開始在大陸範圍內停止福利分房制度，鼓勵貸款買房，而相應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卻基本缺失。
      據資料統計：土地用途轉變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約獲得60%至70%，農民只獲得5%至10%。而另一位研究者陳銘更具體地計算浙江省某區域土地征收資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結果是：政府為56.97%，開發商為37.79%，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戶為5.24%。
      為了公共利益的開發通常都轉變為少數人受益的項目，當地更伴隨政府公權力的強行推進，衝突由此而生。
      資料顯示，中國國家信訪局從2003年到2006年接待的上訪人數中，有近40%涉及拆遷，而在當時的建設部，這個比例更是高達70%至80%。
      在公民維權過程中也時有亮點閃現。重慶最牛釘子戶楊武吳蘋夫婦便是一例，在駐守的“城堡”式的孤島上揮舞國旗的楊武，迄今仍被諸多釘子戶視為榜樣。
      然而隨越來越多的各類怪異的富有視覺衝擊力的釘子戶的出現，無奈的手法背後也漸顯荒誕的意味——除了以險保屋，以奇制勝，幾乎別無他法。

當搬遷補償費等能夠滿足拆遷戶時，大多數人會選擇自願搬走。圖為在湖北鄖縣丹江口庫區的大規模移民搬遷中，一位住戶騎車從一處剛拆遷完畢的房子前經過。新華社

為逼走拆遷戶，拆遷人有時會使用一些“下三濫”手段。圖為武漢一名業主在搬遷協議上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