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好的民營醫院也會和國際醫院合作，贏得更多利潤。圖為瀋陽一家民營眼科醫院與國際奧比斯組織旗下的醫院合作，為白內障患者做手術。新華社

年近50歲的戴明顧不上親朋好友的勸阻，2003年執意讓自己的人生拐一個彎。他放棄了某縣級市醫院副院長的職位，轉身籌建當地第一家民營醫院。如今，這所“得到政府和衛生部門支援”的民營醫院已經小有名氣，戴明卻說：“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一定不會踏進民營醫院這一行。”

      據《瞭望》雜誌報道，戴明的醫院是一所民營非營利性醫院，現有床位六十張，日門診量約兩百人次，與當地公立一級醫院規模相當。“民營醫院有發展比較好的，但大多數像我們醫院的狀態，不大不小、不好不壞。”戴明提到：“說起民營醫院，官員們都說歡迎大型優質的民營醫院進入，那我們這幾千家普普通通的民營醫院怎麼辦？誰來管？”
      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公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份別名“新36條”的文件寫道：“支持民間資本興辦各類醫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療養院、門診部、診所、衛生所（室）等醫療機構，參與公立醫院轉制改組。”
      戴明說，他對“新36條”不敢抱有樂觀態度，自己的心頭還是有2005年出台的“非公經濟36條”給民間投資帶來的陰影：“各級官員對私營企業仿彿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衛生領域對公立、國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戴明的困惑是，在很多行業，儘管對民企的限制同樣無所不在，但至少民企還能跟國企公平競爭，但在衛生行業，“哪怕是國家既定的政策也不會順理成章地落實，都要民營醫院反復提要求、做工作，這是一條公平的起跑線嗎？”

      陞職不成 承包醫院
      在創辦民營醫院之前，戴明曾做過多年市級公立醫院的科室主任，“我有五六次陞職的機會，但都在最後關頭落敗”。一氣之下，戴明選擇出走，承包了當地一家工廠的職工醫院，“承包之前，廠裏給醫院職工發一半薪水都不能維持醫院運行，承包之後，我們不要廠裏一分錢就使醫院能夠正常運轉，廠裏對我的評價是，為該醫院的順利改制奠定了基礎。”
      這四年“脫離”體制的工作，讓戴明對民營醫院的靈活機制產生興趣。當他被任命為當地一家二級醫院的副院長時，只在醫院上了一周班就辭職了，因為“非常空虛，完全沒有興奮的感覺”。戴明說，以這個年齡做副院長，意味將在這個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價值與現實利益等問題的思考，結果是我想給自己一個機會”。
      向同學、好友說出辦醫院的想法後，戴明遭到反對，“他們甚至召集起來開會勸我，說我的計劃太瘋狂”。那時，戴明更願意把興辦民營醫院看作是一種機遇，“我研究過國家的政策，認為醫療衛生領域同樣需要體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醫院的壟斷以滿足老百姓的醫療保健需求，這就為民營醫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後來，戴明給好友們看了一個資料：當地一百多萬人口，只有三家公立醫院，他向好友們指明，這種布局根本不合理，不能消化人們的就醫需要。基於事實如此，戴明判斷政府肯定會重視發揮民營醫院的力量。
     

      難入國家評價體系
      在這個理所當然的邏輯下，戴明借錢買地、申辦醫院，先後投入五六百萬元，終於辦了現在的這家民營醫院。戴明說，醫院開辦至今，他已切身體會到很多民營醫院都有和他類似的經歷——遭到有關部門的“冷落”。
      比如民營醫院的等級評審，戴明說，按照有關規定，申報一級甲等醫院以上，需要具備的條件之一是要創建愛嬰醫院，“但一些地方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不允許民營醫院開設產科，理由是產科的醫療風險比較大，擔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這實際上斷送了民營醫院進入國家評價體系的可能”。

      稅收壓力大 難入市場
      台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曾想進入大陸醫療市場，但他們為此付出的時間差不多為二十年。不止這一家，就在有良好口碑的大型醫療集團苦求入場券之時，相當數量的中小型民營醫院開始登上舞台，不過對他們來說，這個“劇本”非常糟糕：不但自己早已被排下配角的戲份，而且即使有心“搶戲”也困難重重——稅收壓力、醫保待遇、醫生招募等，個個都是緊箍咒。
      據《瞭望》周刊報道，例如，在中國政府大力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項目時，沒有獲得相應的醫保定點資格，幾乎是一些民營醫院的“滅頂之災”——不僅剩下的市場份額大大降低，且面臨來自幾乎所有相關醫院的競爭。
      有業內人士質疑：“只要是醫院，就必然承擔一定的救死扶傷的社會責任，擔負周邊居民醫療保健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營醫院發展得好對政府來說是一種雙贏，倘若其發展不好則由投資者自己買單，換言之，政府只分享利益而不必顧及風險，此種情況下，我實在想不通有關主管部門為什麼還不把政策給足。”
      面對大陸此起彼伏的看病難看病貴、以及沉屙難除的藥價虛高、紅包回扣等問題，人們不禁問：“為什麼推開醫療服務市場的大門如此艱難？”而在此種形勢下，一些民營醫院開始用虛假廣告、醫療騙子等不正常的手段獲得利益，這不僅敗壞了行業聲譽，也加重了民眾對民營醫院的疑慮。
      相當一部分人逐漸形成思維定勢：凡是民營醫院，就是要營利的；凡是要營利的，就是打算昧良心賺錢的。
在“管辦不分”的改革遲遲未能有力推進的背景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連續撰寫文章，稱“醫療服務是開放最差的部門”——“明明有大量可動員的內外社會資源，偏要作繭自縛，畫地為牢”，他進而指出，“管辦合一是癥結所在”，因為“行政權力還是牢牢控制醫療服務的准入、尤其不歡迎社會各界辦醫來與?珖自己人?玼競爭”。

      誠信度低 民眾頻頻質疑
      民營醫院幾乎自初起之時就遭受民眾對其誠信度的質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民營醫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的出現，被指為瞄準皮膚病、性病的市場縫隙，把無病說成有病、小病說成大病，在牟取驚人暴利後，使民眾對民營醫院形成坑蒙拐騙的印象。
      其後，一些民營醫院被指繼續使用欺騙誘導、過度醫療、虛假廣告、假劣藥品等手段，導致民營醫院形象大跌，如同一個撒過謊的孩子，甚至是愛撒謊的孩子，民眾對其始終不能放心。
      有知情者透露：“有的民營醫院門診量小、住院量大，時間長了才知道，原來是靠給鄉村醫生回扣，比如介紹一個闌尾炎患者，住院手術費三千元，給鄉村醫生的提成就能給到六百元，說穿了，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秘書長趙淳認為，對民營醫院的誠信危機不能簡單指責民營醫院，還要看到它們的生存土壤。中國民營醫院只有二十多年的實質發展歷史，最近十多年才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們數量多、分布廣，但層次不高。
      目前中國大約五六千所民營醫院，幾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都有，但約90%均集中在醫療設備不完善的醫院。
現實情況是，至今還未有一個民營醫院准入的政策或法規。
      在一些醫療機構已飽和的地方，區域衛生規劃屢屢被突破，“有時我覺得，批醫院比批飯店還容易，幾天不見就多了家民營醫院”，趙淳提出：“要不就不批，批了又不給飯吃，把民營醫院都逼到角上了。”

各類社會醫療保障項目的建立或多或少給民營醫院帶來一些壓力。圖為廣西大化縣村民在農村合作醫療社買藥。新華社

立醫院門口也有醫託出現。圖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前樹立不要聽信醫託的標語。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