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部大多數農業縣類似，曾是高考狀元縣的甘肅會寧，由於大多數學校辦學條件艱苦，不少優秀的農村教師紛紛選擇進城，令這裏師資流失嚴重。在外校教師不可能調進來的情況下，這些農村學校不得不依靠代課及支教老師維持，但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師資不足的現狀。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事實上，城鄉學校之間的“師資爭奪戰”早已沒有秘密可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縣城中學校長透露：縣城的高中選拔老師，往往將目標鎖定農村老師中的教學優勝者。
曾把“右派”當財富
而在1950年代，在甘肅會寧，呈現的則是另一番景象。據資料記載，1957年前後，京滬等地一批大學教授被下放至此。時任會寧縣委書記非常重視教育，沒有把這些來自城市的知識分子送到田間地頭，而是請進了學校任教，“當作一筆財富用起來了”。
“多元文化在會寧的碰撞，奠定了會寧教育今天的格局。”當地中學校長吳泰祥將這一時期視作是會寧教育的“第一個春天”。這段歷史在會寧官方的文獻中被濃墨重彩地記述並高度評價。除此之外，它還保留在當事人的腦海裏，作為一種私人記憶存在。
“沒有右派老師，我連學都上不了。”1977年，張發倉初中剛剛畢業。儘管成績優異，但他只能“回家勞動”，原因很簡單，他“家庭成分不好”。恰好負責招生的四川籍老師何四祥看到張發倉的數學卷子，擊節叫好並放話稱：“這個娃娃我要定了。”張發倉和“右派老師”的緣分一直延續到他參加工作。1981年，師專畢業的張發倉被分配到會寧一中任教，遇到的教研組長林四海老師同樣是一個“下放右派”。他至今記得，林四海個頭只有一米五，常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軍裝，“一沒課就去聽年輕老師的課”，然後耐心地指出年輕老師需要改正的地方。
“這些（右派）老師的人格魅力，影響了我的一生。”在一段時期內，他所任教的會寧一中擁有教師不足百人，教師卻來自內陸多個省份。這次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的浪潮，不僅改變了不少會寧籍學生的命運，更為日後大規模的“教育移民”奠定了必要的基礎，讓會寧教育找到了自信。恢復高考制度的三十年間，這個人口數量僅五十八萬人的國家級貧困縣，累計輸送大中專學生四萬多人，創造了令人稱讚的教育奇跡，被譽為“高考狀元縣”。
教育優勢正消失
在2010年的中國“兩會”上，政協委員、甘肅省副省長郝遠表示，“按照人口的承載力來算，甘肅的人口要比現在少850萬人才是相對合理的，所以甘肅需要大量的人口輸出，才能改善生態環境。但大量移民顯然不現實，只能通過教育移民來實現……。”
但現實的複雜恰恰在於，會寧的教育優勢同樣在慢慢消失，維繫階層流動的高考制度也變得越來越脆弱。“實現均衡教育，關鍵是師資。”現實的問題就是，很難吸引優秀的師資到農村任教。
這位校長注意到，近年來，會寧教育師資“近親繁殖”現象越來越明顯——不少會寧籍的大學生畢業後，再返回到他昔日求學的中學任教。“氣度決定格局，視野決定未來。”吳泰祥坦言自己存在憂慮，他曾萌生選派青年教師赴北京師範大學學習的想法，但苦於沒有經費支持，只好作罷。
正因如此，代課教師在農村學校仍然顯得不可或缺。根據會寧縣教育局提供的數字，會寧現有代課教師七百多名，這個比例佔到會寧教師總數的近十分之一。而在政策支持下，各地雖然正在廣泛展開類似支教的城鄉教師交流，但部分赴農村支教的城市老師不安於教學工作本身、純粹走過場，也令這一活動遭遇現實的拷問。
縮小城鄉教育差距難度大
四川省教育廳曾出台規定，從2008年起，四川省各縣縣域內每年城鄉教師交流數量，要達到轄區內教師數量的10%左右。不僅是四川，從全國範圍來看，區域教育均衡發展已成為各地義務教育重要的發展目標，師資是實現教育均衡的第一要素，實現城鄉師資的合理調配無疑被寄予更多期望。
河北省廊坊市一位農村中學校長說，與城市學校相比，農村學校師資仍然“貧血”，這種“貧血”既體現在教師缺編上，同時也體現在學科不配套上，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的整體教學水平顯然不盡如人意，“以我們目前的實力，要想縮小與縣城學校的差距，難度很大。”中國教育部發展研究中心教育政策評估研究室主任楊銀付認為，在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確保教育公平實現成為義務教育發展的主要目標的背景下，如果現有的農村教師隊伍面對義務教育的龐大需求力不從心，那麼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就很難實現。他認為，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在全國成功實施，農村學校教師問題更加凸顯。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城鄉師資均衡配置就變得很關鍵。
支教目前正成為各地緩解城鄉師資差異的重要手段，但是一名中學特級教師認為，如果支教教師的水平不高，教師資源均衡配置的目標可能達不到，“不少城市學校總抱完成任務的心態，派往基層支教的教師中也有一些業務能力較差”。另外在不少專家眼中，城鄉教師的收入差距是擺在城鄉教師均衡配置道路上的重大障礙。在城市學校和農村學校之間，老師的收入差距可以達到三倍以上，在這種情況下，要吸引更多的優秀教師到農村紮根任教非常難。而由於教師薪水待遇及住房條件等都遠低於城區學校、外出學習機會少，農村教師隊伍本身始終就不夠穩定。而這一現狀，如無政府制度及資金保障，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自發者增多志願性漸強
在2008年那個經濟低迷的冬天，工作顯得格外重要。但即使在這個年底，仍然有一部分白領主動選擇了停職，參加去西部支教的應征招聘會。這幾年，在職人員申請支教的數字一直都有穩定的增長，相對於在校學生來說，白領們有更成熟的心態、更獨立的行動力和更便於支配的積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理性考慮正在越來越多地替代理想主義衝動。
據《青年周末》報道，現在，無論通過民間組織還是共青團的官方渠道，要去支教，都得先經歷大浪淘沙一樣的審核過程，比起大公司的招聘，要拿到支教的錄取書，從申請到最終成行，得經歷長達三四個月的考察期。民間網站OFS的支教志願者招募過程看起來就十分漫長，但網站發起人土雪認為，時間能讓申請者拷問自己的內心，也能幫助網站挑選出目的純粹、有責任感的支教老師。申請者首先要提交申請表格，寫上完整的自我介紹，只有那些有工作經驗、有穩定收入，至少大專以上學歷並且問題回答仔細的人才能經過初選。“我們更看重白領的成熟度，所以也會問他們，看到當地老師在休息時間打麻將鬥地主賭錢，你反應如何？是義憤填膺，衝上去將桌子掀翻，還是不作聲地在心裏鄙視他們，還是在旁邊笑呵呵地看，還是干脆加入也玩一把？”
許老師在網站做初審義工，“我們有個問題列表，重點會問他們支教的目的。他們大都會說想體驗一下支教的生活，要實現自己十多年來的心願”。過於雄心壯志的回答，會被許老師認為是“理想主義”，“支教更需要平和的心態，而不是救助者的姿態”。“為什麼去支教？”是支教者們出發前被問及最多的問題。
團中央負責招募工作的朱迎在接觸志願者的時候會跟他們說，“下去不是做救世主，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西部教育貢獻一點力量。”朱迎曾經遇到過很多因為失戀要換個環境、想找工作、要調整心情、拿點補助甚至還想支教結束後能被安排一個新工作的申請者，“現在帶這種目的的人越來越少，大部分年輕人都想做點什麼，志願性越來越強了。”
支教者滿腔熱情被批書生氣
尚立富是甘肅人，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前後，他用騎自行車和徒步的方式考察了中國西部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教育現狀。2004年初，他聯合北京一些高校的社團負責人發起了“西部陽光行動”，動員大學生們到西部農村支援教育、建設鄉村。
當時，尚立富帶領一支志願者分隊來到甘肅臨洮縣何家山。何家山中心學校是當地規模比較大的一所學校，有三百多名學生和二十多位老師。
志願者們的支教活動主要包括對老師的培訓和對學生的授課兩部分，其中對教師的培訓顯得更為重要，培訓的內容是當時教育部即將在大陸中小學推廣的新課程改革計劃。
新課程改革提倡把教學同生活實際以及科技發展結合起來，志願者們瞭解到當地人主要靠種植經濟作物百合來謀生，他們想要教給老師們怎樣圍繞百合來開展教學。面對當地教師，志願者站在講台上這樣陳述：“百合整個都是一個寶，我覺得圍繞百合，可以寫作文，或者是演講比賽，內容可以包括百合的故事、百合的歷史或生長周期。我想在座的老師如果教很多門課的話，其實可以整合在一起。當然，這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你家裏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我覺得可以去嘗試。”
這次培訓對於老師們來說是本自願原則參加的，因為培訓正值暑假期間，老師們在假期裏還要做農活。但參加培訓的老師仍然很多，培訓開展了兩天後，對志願者們的工作態度，老師們給了很多溢美之詞。但是，在和當地老師私下接觸的過程中，負責電腦培訓的北大研究生陳建發現，老師們真實的想法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
何家山中心學校老師朱培倫這樣評論這些志願者：“他們的社會實踐缺乏，他們根本就沒教過學生，那些教育理論空泛得很。讓他們瞭解西部，我們西部的教育究竟需要什麼，這是最重要的。我的薪水絕對不是‘西部陽光行動’所能解決的，這是西部的整個環境所決定的。”學校裏一位叫時琿的老師也說：“志願者並沒有給我們想得到的東西。老師們普遍都認為這些大學生比較天真，儘管他們是研究生、博士，但是感覺他們很書生氣。”志願者盧立濤事後說：“我帶滿腹的熱情來了，突然講完課之後別人告訴我，你講的很空很大，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突然會想我來幹嘛呢？我現在就開始考慮怎麼能夠和他們的需要更加貼近起。
教師輪崗問題多 北京不提倡
近年來，很多地方都興起了教師大輪崗、交流校長等活動，活動的初衷主要是為了均衡教育資源，卻引起了眾多教師的質疑。北京市官員亦曾明確表示，北京不會推行、也不提倡教師大輪崗，因為這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一位網民稱，不可否認，教師大輪崗的初衷是好的。但現實中卻引發一系列難題，比如輪崗後教師待遇怎麼算，人事關係是否跟走，教師上下班的交通、住宿等問題；還有，教師支教活動的功利色彩較濃，很多老師下鄉僅僅為了晉級；由於大多數老師下鄉支教只是為了以後晉級，很少有人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農村的教育事業；另外，在教師支教活動中，由於教師的人事關係並沒有流動，對教師而言支教只是短期行為，加上對支教效果缺乏科學評價和獎懲，教師在支教中難免出現“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現象。
義務教育教師流動制，也稱輪換制，被認為是促進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均衡、促進教育公平的最有效方法。在日本和韓國，都早已實行義務教育教師輪換制，近年來，中國一些地方也開始試點輪換制，但總體而言，效果不佳，一是輪換的區域很小，二是輪換制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
日韓義務教育教師輪換，有兩個基本制度保證。其一，義務教育教師國家公務員制度，將義務教育教師納入公務員系列，有效地保障了教師的地位和待遇。其二，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的統籌力度大，確保各地的義務教育教師待遇大體一致。
而且，鄉村地區的教師收入還高於城鎮地區，為輪換制創造了基礎。而中國義務教育經費在實際配置中，城鎮地區仍舊遠高於農村地區。
城鄉交流力量太小影響微乎其微
時下，中國各地廣泛開展的城鄉教師交流，旨在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城鄉教育均衡協調發展。但這項政策付諸實踐時，至少在偏遠的甘肅會寧，已經遭遇到現實的拷問——一些學生家長反映，大多赴農村支教的城市老師往往“並不安心”教學，自己孩子的學習成績因此大受影響。家長們說：“最害怕支教的（老師）不好好教，純粹走過場。”
支教是指支援落後地區鄉鎮中小學校教育和教學管理工作。參加支教的志願者服務期滿後，就可以離開。其實在這些支教者中，很多人盡心盡力，希望能有所收穫，而實際上，他們很難做出成績。
有人提到了支教時間長達三年的一批山東教師。
“為了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從教學方法入手，通過不同途徑，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他們精心備課，拓寬學生視野；使用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他們想在三年內，讓我們當地的教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甚至想——即使他們離開了，優秀的教育方法也應在這裏生根發芽。但三年中，他們舉步維艱，他們三年的奮鬥，其影響微乎其微。”該人士認為，不是支教教師水平不高，也不是他們的工作不熱情，而是他們的力量太小，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落後地區的教育現狀。
會寧二中旁邊有一個“陪讀村”，家長們租住在這裏照顧孩子，希望通過教育改變祖輩貧窮命運。新華社
年近六旬的上海退休職工查文紅，在偏遠的安徽碭山縣支教十二年，成績優異。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