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經的昆明知青在瀏覽網上的知青博物館。網站上知青經歷、知青傷痛等欄目再現了當年知青的生活。新華社

離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中心不到五公里，有一個黑龍江農墾第二醫院，這裏設有一個特殊的科室：知青科。該科的另一個稱呼是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五十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住在這裏，試圖重新開始生活。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讓部分知青患上了精神病，住在這裏的知青大多不願提及過去。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知青（1950年代至1976年因國家推出的上山下鄉政治運動，自願或被迫從城市到農村做從事農業勞動的年輕人）科，一切都與過去無關，電視機裏播放新近流行的歌曲，房間裏布置購買不久的沙發和書櫃。許多人是帶好奇或懷舊的心情來到這裏，詢問老知青過去的事情，但通常是失望而歸──這些人關心的有關過去的一切細節，在知青科並不受歡迎。對那些沉默坐在藍色木凳或黃色沙發上的老人來說，眼下的生活才是他們唯一需要考慮的事情。他們年紀最小的也已超過50歲，很少離開這座六層樓高的白色病房。
      很多事情被遺忘了，李大水使勁撓了撓頭，記不起自己是哪一年到了北大荒。他喜歡詩歌，偶爾也朗誦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來到北大荒時剛剛讀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在剛開始時就結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傷了腦袋，再也沒有痊癒。

      一段不清晰的回憶
      郜阿利同樣生活在一段並不清晰的回憶裏。四十六年前，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讀到一半，就坐上火車來到了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附近一個叫做南橫林子的地方。這裏是八五二農場的總部，他在這個農場度過了十幾年。
      郜阿利已經無法用語言說出當年的苦難生活給他帶來的傷害。這個穿灰色中山服的老人一臉嚴肅，鎮靜藥物抑制了他的情緒，他說話時慢得好像在念一篇已經寫好的文章。“我經歷了很多折磨。”他如此總結到自己六十九年的人生，卻說不出這些折磨是什麼。在八五二農場，他當過農工，當過老師，當過護林員；他戀愛、結婚、生子，然後患上精神病，又與家人疏遠……如果追問下去，他的思維就開始進入一個旁人無法理解的世界。
      郜阿利原先的隊友大多回了城，一個叫劉進元的人還記得，讀過大學的郜阿利有些清高，不怎麼和人說話。當年，在農場宿舍裏，住在郜阿利相鄰鋪位的程忠漢，至今仍記得郜阿利床頭的竹簫，記得郜阿利偶爾和其他人談論魯迅時的驕傲和激烈，也記得郜阿利自己埋頭吃飯時的孤僻。人們都能記起的事情，是郜阿利會唱戲。

      說起自己神情漠然
      在知青科，匯集了與北大荒有關的各種隻言片語：有人在歌裏唱到“毛澤東”時，一臉嚴肅；有人在方格本上寫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字跡潦草但很用力；“響應毛澤東號召”、“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是很多人都能脫口而出的。但說起自己來，他們變得結結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住在這裏的病人有的是從其他醫院轉到這裏，也有的則是從家裏來。很多患病的知青來這裏前是被關在家裏，或者鎖在窗櫺上，其中有一人因被鐵鍊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殘疾。
      當年，這些知青們潮水般湧入北大荒時，意氣風發，心懷憧憬。如今，他們連自己的夢想是什麼都不大記得了，就連當年被認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關心自己的饅頭是否夠吃。如果說他也有夢想，那麼他想“盡早回到南橫林子”，他在那裏住習慣了，他想回去勞動。

      青春獻荒野 姓名無人記
      幾年前，在佳木斯市區的松花江邊上，一個巨大的廣場被修建起來，上面刻回城後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而離廣場不遠的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卻沒有這些，住在這裏的人們在北大荒的歷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跡。這些人在人生最美好的階段來到這裏，而後再也沒有回去。現在，他們坐在醫院淡紫色的窗簾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環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知青李文魁1971年突然精神失常，據說是因為愛情。康金環是當地一名女子，有丈夫，有孩子，卻收留了被家人遺棄的李文魁。等到媒體發現並報道這件事時，李文魁已經被康金環照顧了三十年。據說，這就是黑龍江農墾總局撥出三千萬元，為知青精神病人設立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的直接原因。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顯示，這樣的病人在北大荒有一百多人。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知青科主任吳斌是位老知青的孩子，他的父親從哈爾濱來到北大荒，從此再沒有離開。在農場長大的吳斌，從小就窩在知青的宿舍裏，看他們打球、說笑、唱歌。從小學到中學，吳斌的許多老師也都是知青，他這樣形容來自大城市的年輕人給他帶來的影響：讓他看到了一種更好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並在心裏有了夢想。
      吳斌的父親去世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成立，吳斌又一次近距離接觸到這些當年為他帶來夢想的人。在他們身上，那段艱難的歲月一直沒有離去。
      知青科的年輕護士郝姍姍，其母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聽來的，如今，她開始照顧這些與母親度過了同一場歷史的老人。
      農墾第二醫院的院長黃春光也在農場長大，他和最晚來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齡。擔任醫生後，他為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時，他和大多數醫生一樣“犯過錯誤”——替他的病人們開了一些並不屬實的診斷書，因為他實在不忍傷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沒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後，他的命運又一次和知青發生了關係，所以黃春光經常感歎：“命運真是奇妙。”同時，他也為知青坎坷的命運感到心酸。

      未趕上回城潮 遺忘在他鄉
      知青們在1978年前後開始大批返回城市，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走得了。一個叫肖景秀的哈爾濱女人，在邊境一個農場結了婚，眼看和她一起來的二十多個知青全部回了城，受了刺激，瘋了。另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婦，當時剛生完孩子，等他們知道可以回城時，上海已經因為人員太多，停止接受返城人員。
      突如其來的撤退讓北大荒一下子變成了寂靜的地方。知青老張記得，當時所有關係要好的朋友全都走了，籃球場不再有人打球，生產也一下子停了下來──他覺得心裏空蕩蕩的。其實，零星的回城很早就開始了。有人曾經向生產隊隊長王吉祥抱怨社會不公，令他們最不滿意的是那些高幹子弟總能很早就調走。現在，這些人再也走不掉了，那些與家有關的記憶也慢慢淡去，其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與家人失去了聯繫。

      響應國家號召 “上山下鄉”掀熱潮
      阿蘭（化名）認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現在在安養中心，這些響應國家號召的舉動，都是為了“吃毛澤東的飯”，她甚至堅信曾經一起來的北京知青們都住在這裏，不曾返城。
      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年代。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文章，其中印著毛澤東語錄：“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自此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2000萬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們興衝衝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黃土坡、橡膠林，其中，五十四萬人到了白雪覆蓋下的北大荒。
      北京知青任友善、趙印寶等人下鄉是在1964年，算是較早的一批，“一方面是響應國家號召，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到這兒來吃飽飯”。
      任友善記得很清楚的，是當年城市裏的“低標準”——每人一天九兩糧食，“吃不飽啊，再加上城裏找不到工作。來這兒當農民好歹是個工作，總比餓強，就這麼來了。吃是吃飽了，但那個歷程簡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記得，最先要適應的就是氣候，“冬天凍腳啊，腫得老高。後來學會了，得買大鞋，往裏面墊草、墊玉米葉”。還有一些苦是人為製造的，“比如收麥子，明明有收割機，但偏讓你拿鐮刀去割，社會主義小鐮刀嘛”。

老知青邢燕子在天津簽售新書。上山下鄉讓多數知青的命運發生改變。返城後的他們，有人名利雙收，有人默默無聞。新華社

來自浙江的知青們2004年在火車上與黑龍江的朋友告別。在異鄉生活了三十年的知青終踏上返鄉之路。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