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福建連城縣朋口鎮的宣和鄉培田村，承載中國民間教育曾有過的輝煌：當年，這裏既有以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為核心的傳統仕子教育，也衍生出以培訓生產技能、生活禮儀為任務的鄉土教育。明清時期，這裏曾“十戶一塾，一戶十匾”，而今它卻漸變衰落，當地一些家長不得不將孩子送到外地學校讀書。
連城縣朋口鎮位於福建省西部，從朋口坐二十分鐘的巴士，就到了宣和鄉培田村。據族譜上記載，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遷至此地；經過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時，已形成一個有三百多戶、一千多人口的村莊。村內有三十余棟建於明清時期的高堂華屋、二十一座祖祠、五個古書院、兩座跨街牌坊和一條千米古街，共同組成一個相連成群、布局講究的建築群落，總面積達七萬平方米。
明朝時期 辦學之風盛行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培田原名“賴屋”，據說最早在村中落戶的人家姓賴。培田吳氏三世祖遷居於此之後，將其改名為培田。《禮記·中庸》雲“故栽者，培之”，其中也蘊涵了培田人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意識。
據族譜記載，培田第一所學堂叫“石頭丘草堂”，創建於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為吳氏七世祖出資興建。之後村中吳姓族人相繼倣效，以“房”為單位爭相設塾立館，自此開培田興教辦學之風。
明清兩代培田有書院九個：肖泉公書館、十倍山學堂、白學堂、義屋學堂、伴山公館、岩子前學堂、清寧寨學堂、南山書院、紫陽書院。一些族人還將住家辟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吳氏二兄弟將住宅中一花廳辟為私塾，“池蘭馥郁，圖書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還有家塾五處，童蒙、蒙館九所，以及接近於專業教育的“鋤經別墅”、“修竹樓”和婦女學館“容膝居”等。這些書院、蒙館與家塾遍布村中。彼時全村有“十戶一塾，一戶十匾”之稱，處處可聞琅琅書聲。
村官員反對合併
如今的培田崇文重教遺風尚在。村中有位名叫吳烈的農民，其太爺爺是貢生，爺爺是民國長汀中學畢業生，父親是長汀師範學校畢業，土地改革時（1950年至1953年）家裏被評為地主。他從小跟爺爺、父親唸書識字，且愛好書法，現在忙時下地幹活，閒時以書法自娛，家中四壁掛滿了自己的書法作品。
中國的傳統是學在民間，培田村便是一個佐證。1905年，新教育進入中國，培田村仍然在教育方面保持超前的趨勢。1949年後，培田培養的讀書人中，不少都從事中小學教育，在1980年代，當地所在宣和鄉各小學中，幾乎清一色的校長為培田人。
但變化還是不可阻擋地湧來，據原培田小學校長說，村小的真正衰落是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的。1999年，縣教育局派副局長提出將宣和鄉十一所村完小（小學一至六年級）合併到三所鄉中心學校的意向，以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學品質。當時各村官員一致提出反對，尤其是有五百年辦學歷史的培田村更是無法接受。村官員們說，自古都是人家外村孩子到他們這裏讀書，哪有自己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裏唸書的？為了保住村完小，各村官員想盡辦法，籌資辦學，以使教學設施達到各項國家驗收標準，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債務。
2000年以後，因計劃生育政策，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另隨外出打工人數的逐年增多，很多孩子隨父母進城讀書。一些家境好的家長則把孩子送到教育品質更好的鄉小學或縣小學讀書。培田小學的學生數日趨下降，先是停辦了幼兒班，2008年又遵上級指示，將小學四、五、六年級合併到鄉中心小學。如今的培田小學只有三個年級，共二十五個學生，四位老師。現任校長說，這二十五個學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三年學校就會關門大吉。這樣校長將村小的沒落歸結於：國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南山書院 入孔門墻第一家
福建培田村歷史上的九所書院中，南山書院的規模和影響最大，書院前身即為石頭丘草堂。明代兵部尚書裴應章曾為草堂題聯：“距汀城郭歲百里，入孔門牆第一家。”清中期以後南山書院替代石頭丘草堂成為家族書院，取名於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當時的南山書院，由名師教誨學生，常有賓客到此遊覽。
南山書院佔地面積1980平方米，內有九間教室，還有藏書室、老師宿舍、學生宿舍、廚房、雜物房等，一應設施俱全。書院的選址也頗費心思，位於村北面的一個小山坑內，背後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樑將其與村子隔開，使其自成天下。傳說乾隆年間紀曉嵐到培田視察時曾在此住宿兩天，對書院的清幽環境讚賞不絕。據村人說，清同治年間，南山書院就已是附近一帶有名的學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邊村莊有錢人家的孩子都來入讀，一年學費要四、五擔穀子，甚至還有從長汀縣來的。跟今天所謂的“名校”一樣，書院之所以名聞遐邇，主要還是因為師資與教學品質。在其前身石頭丘草堂創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遠千里請來浙江台州籍進士出身的謝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間，村裏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來執教席。到了清後期，族人吳昌同兄弟延請福建寧化名儒曾瑞春來書院授課。當時培田吳氏先人“到處延訪名師，教誨諸子”，一時蔚成風氣。曾瑞春除了在書院授課之外，還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為子弟授業解惑，當時稱“點教”。曾瑞春在南山書院任教十年之後，吳昌同贈盤纏，助其赴京應試。曾瑞春不負所望，被欽點翰林院庶起士，他後來舊地重遊，應約撰寫了《南山書院記》，並慨然題聯於壁：“十年前講貫斯庭綠野當軒寶樹茲培齊兢爽，百里外潛修此地青雲得路玉堂清潔待相隨。”當時的培田村“義塾有名師，賓榻有上客，水軒竹院有鴻儒”，可謂極一時之盛。書院從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創辦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一百四十年。據統計，由此步入仕途的國學生、貢生、秀才、舉人、武進士等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達至五品與三品銜的有九人，應了明代兵部尚書裴應章“距汀城郭歲百里，入孔門牆第一家”之美譽。
家裏出“狀元”父母享榮耀
在大陸許多農村，“知識改變命運”已遠非一句口號，而變成了每個家庭的實際行動。每位父母都為自己的孩子成為“狀元”而感到自豪。
山西省陽泉市是中國最大的無煙煤產地之一，它位於省境東側、太行山西麓的山間盆地中，是石太鐵路的中樞站，也是山西省新興的重工業基地之一。上白泉村和下白泉村是陽泉市郊區緊鄰的兩個村落，離市區不過二十分鐘的車程。在這裏，生於1980年代的青年已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這一代農村青年，特別是生於1984年後的青年，正趕上“大學熱”的高潮，他們的第一理想自然是考上大學，借此走出農村，成為一個城裏人。
上白泉村的第一個大學生出現在1990年代初期，這個被鄉親們稱為“狀元”的青年後來又讀了研究生，他的父母和家人也因此榮耀無比，在鄉間備受尊敬。有人說，憑個人努力跳出“農門”，對於198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無疑起到了航標燈般的引路作用。
開的士的田志鵬說：“當時我上三年級，他考上碩士的消息在村裏傳得沸沸揚揚。他是我班一個同學的叔叔，當時我們都很羡慕，連帶對這個‘侄子’也崇拜起來。不過我這個同學也挺厲害的，現在在北京上大學呢。跟人家叔侄倆比，我就是個落榜生，只能開出租混飯吃了。”據《記者觀察》的文章說，農村80後（1980年至1989年生人）的父輩們大多有兩種經歷，一是“文革”動亂，二是改革開放，相似的遭遇使他們願意以加倍的辛勞和錢財付出培養下一代讀書求學，以彌補自己文化知識上的缺憾。尤其是借農村改革之風率先致富的家庭，更是“不惜千金換文憑”，想方設法將自己的孩子送入大學，哪怕走個自費本科，甚至大專、中專都行。而相對家貧的農戶並不甘落後，借錢供孩子上大學遂成這一帶鄉村的風尚。
傳授種田經驗 推廣日常禮儀
在福建培田的歷史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鋤經別墅”、“修竹樓”和“容膝居”——除“學而優則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時期的中國鄉村還存在另一種更為生動活潑的鄉土教育，如紡布、養豬和一些日常禮儀。
鋤經別墅建於明朝後期。“鋤經”兩字顧名思義，與耕田種地有關。別墅的門聯為“半畝硯田余菽粟，數椽瓦屋課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經常在此請經驗豐富的老農向晚輩傳授種田經驗，頗似今天的農業耕作技術講座。
到了清初，村裏又增加了手工技藝教育方面的內容。這就是建於康熙年間的“修竹樓”。門口有楹聯：“非關避暑才修竹，豈為藏書始築樓。”修竹樓以交流手工藝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編織等民間技藝大都源於此。當時推動這一工作的是族內的文昌社。負責人每逢作課，親臨監督，雖事劇必構一藝，以為倡，呈請先達評定甲乙優加獎賞，可見其認真程度。
至於“容膝居”則更令人稱奇，容膝居建於清嘉慶年間，為吳氏十八世祖吳昌同捐資建造。據說，當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鄉後不久，被休了回來。經瞭解，才知是該姑娘缺乏生理衛生方面的常識，導致夫妻之間房事不諧。由此，培田村民將“容膝居”辟為向族內女性傳授生理衛生知識之場所，請老年婦女向待嫁姑娘講授婚育知識。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至今赫然書有“可談風月”四個大字。
不過，據村中一位參加過婦女學堂學習的老人說，辦學堂是為了讓嫁出去的女兒和娶進來的媳婦都能知書達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識和日常禮儀。據老人回憶，學堂的學習內容很多，主要是學文化，有寫字、讀書，還有算術。學算術是為了能記賬，同時也幫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婦女管理家產。此外也學女工，如繡花、剪紙、製衣、做鞋等；還學做家務，如洗衣做飯、養豬養雞、紡線織布……當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識。
最有意思的是，在學習之餘，學堂還組織姑娘、媳婦排練小戲，如《小姑賢》、《孔雀東南飛》等。這所學堂一直辦到1930年代，其建築至今保留。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從2006年開始，發展寄宿制教育，解決因交通不便致學生上學難的問題。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