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移民像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規模移民一樣，搬遷的車輪滾動，只意味第一步的邁出。而今三峽返流人口有多少，目前尚無統計，但返流絕非個別現象。就拿遷往廣東惠州良景鎮的二十三戶三峽移民來說，有十七戶因“找不到生活”，不到一年就返回了家鄉巫山，甚至有兩戶還賣掉了安置房。

      外遷移民需要一個漫長的適應與被吸納的過程。其中有一些人，因無法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選擇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被稱為移民的“返流”現象。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良井是廣東惠州十三個移民點中返流最嚴重的鎮。2003年，良井十四號房的劉長康一家四口，移民惠州不到一年，就率先離開，回巫山去搞養殖業。緊接，其他移民也紛紛加入回鄉隊伍，到2004年上半年，二十三戶中返流十七戶，甚至有兩戶賣掉了安置房和宅基地。

      安置耕地難維生計
      按照當時國務院的安排，廣東省需要接收安置三峽庫區外遷農村移民七千人，廣東的肇慶、高要、佛山以及惠州四市，成為三峽移民的接收地。安置點以惠州市區為中心，分布在四周的十三個鎮街，王詩端去了良井鎮。王詩端選良井，是他看到移民後的生活有奔頭，因為良井綜合市場就規劃在移民村的附近。
      良井鎮移民村共二十三戶六十九人，安置耕地62.1畝。然而移民整七年的時間裏，只有2003年曾以兩百三十元每畝的價格租給他人種西瓜。後來，因村小組長拿承租者回扣、低價出租耕地遭到村民抵制，這62.1畝地就荒了下來。雖然王詩端打出了招租廣告，但鮮有人問津。
      現在，每天早晨不到六點，王詩端就鑽進良井農貿市場幫菜攤老闆撿菜葉，末了，拿出一元錢拎走十余斤菜葉子，回家餵雞餵鵝。王詩端和留守村民喬光輝說，“移民找不到生活”，良井鎮出現大量移民返流，只剩六戶留守。

      與“排外”村民難融洽
      三峽移民和當地村民的關係也很微妙，在王詩端看來，感覺當地人“比較排外”。王詩端家的斜對面，是一家惠州本地人開的麻將館，三個本地人“三缺一”的話，也不願意跟移民一桌的，“我幾年沒去麻將館了”。
      這種微妙的關係同樣存在於孩子之間。四十五歲的劉慶念，老家在巫山縣巫峽鎮秀峰街，在良井移民村靠幫別人開車維生。劉慶念說，兒子十四歲，在良井宏基小學讀五年級，回家常訴說同學罵他“北佬（外地人）”，並經常遭到當地同學的欺負打罵，覺得很委屈。潼湖鎮移民村饒友會的兒子，讀職業學校兩年多，與當地學生搞不好關係。2007年，家人只好把他送回重慶讀書。
      在移民村，很多村民還保留老家的習俗，尤其是建房、結婚、嫁女兒這些大事，都會特意“挑日子”，村民會打電話回巫山老家，請專門的風水先生擇吉日。每年的農曆七月半“鬼節”，村民都會像在老家一樣，早早地買回紙錢，在門前沙地上，用樹枝畫幾個圈，擺上寫老人名字的紙錢，旁邊還倒上一杯酒，面朝老家的方向作揖，有的還會跪地磕頭，口裏默唸過世老人的名字：“爺爺，孫兒給你燒錢了，來領哈。”等。
      端午、中秋、春節，開飯前，會有這樣一個簡短的儀式：擺好碗筷，嘴中輕聲默唸，對過世的三代親人說：“今天過節，來這裏吃飯。”還有一種說法，擔心惠州離巫山路途遙遠，在惠州燒紙錢過世的老人們收不到，每年清明，還會專門打電話回家，叫親人代自己掃墓，上香燒紙。
      在某些習慣被頑強保留的同時，味蕾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在廣東惠州的很多移民都表示，這幾年在飲食方面，口味清淡了很多，不能再像老家一樣吃辣了；而且，無論是在家裏做飯，還是上飯館，移民的桌上都會先上一大鍋煲湯。

      返鄉雖清貧 也不願回頭
      何貴珍一家是三峽庫區十四萬外遷移民的一部分，他也返流了，但戶口留在了外遷地。這種“人戶分離”使他面臨一系列難題，譬如戶口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養老保險問題等；此外，返鄉後還要面臨清貧的生活。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不願再返回遷出地。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三十九歲之前，何貴珍從未離開過家鄉——重慶市巫山縣巫峽鎮早陽鄉東坪二組。因當地遊人眾多，從縣城裏批發一些工藝品回村賣給遊客，一個月就能掙兩三千元錢。搬遷之前，這幾乎成了村裏主要的謀生手段。
      2000年，在政府組織的正規化依法外遷開始之前，東坪二組的一百一十八名村民，就邁出了自主外遷的步伐。“來湖北吧，要田劃田，要房分房。”聽罷當時村裏一名官員的許諾，何貴珍一家便滿懷憧憬地遷往湖北荊州。然而，一到這裏，何貴珍一家就想走了，他說，一家人到了古松村，沒田種也沒房住，花了兩萬兩千元買下當地村民的一套二手平房，才換來了兩畝八分地。種上稻穀，就是家裏主要的糧食來源。
2005年5月，妻子黃世梅的娘家叔叔去世了，何貴珍一家連夜趕回了巫山。這是搬遷後何貴珍第一次回到家鄉。這一回，就再也挪不動了。遷回巫山的前夜，何貴珍把在湖北置辦的房屋以六千五百元錢的低價賣了，而這筆錢，只是當初買價的三分之一。“這麼一來二去的折騰，家裏的錢都花光了。”何貴珍歎了口氣。
      現在對於何貴珍一家而言，更嚴峻的問題是女兒何丹的學費。因為是“湖北人”，十二歲的何丹在巫峽中學就讀，得交七千元的議價費，而每月兩千元的家庭收入，實在是杯水車薪。隨之而來的，還有高考的問題，因為戶口不在巫山，這批“返流”移民的第二代，將回到戶口所在地考試。
      儘管何貴珍一家的生活仍舊很吃力，但像眾多“返流”移民一樣，他們不願再回遷出地：“家鄉畢竟認識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那邊沒地沒房，還要受氣，日子更不好過。”

      生活各有好壞不願被稱“廣東人”
      移遷後的居民，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有的貧困，有的富足。六十五歲的黃義清是返流大軍中的一員。2006年的一天，黃義清出門不慎摔斷了兩根肋骨，小兒子找到了巫山縣政府，想咨詢醫療費的問題。“某處負責人直接大手一揮，把我們擋在了門外，說了一句，你們是廣東人，我們管不。”黃義清心裏咯了一下，祖祖輩輩在巫山生活了這麼多年，第一次被人稱為“廣東人”，感覺彆扭極了。
此前，返流的黃義清一直住在小兒子家，靠家裏兩個兒子每人三百元的生活費過活。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相似的情況發生在五十七歲的黃湘秀身上。2002年，黃湘秀和老伴從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回到家鄉巫山，住在大女兒家中，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各出兩百元，負擔二老的生活費。
      同樣返流的楊于林，回到了老家巫山縣巫峽鎮桂花村，與九十一歲高齡的老父親、六十三歲的殘疾哥哥相依為命。
      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楊于林兩個在廣東打工的兒子每月寄來的六百元錢。子女接濟幾乎成了這些老年人唯一的經濟來源。
      黃湘秀很是羡慕曾是鄰居的韓長坤，因他家是就地後靠（三峽移民政策中的一種，指原來在庫區住的人，搬到後移的新建的縣城或者就在自家原來的山上，沒有被淹沒的地方）。六十三歲的韓長坤不僅有養老保險可以領，還有每月一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費，他自感生活過得輕鬆。
      同韓長坤一樣就地後靠的巫峽鎮桂花村村民楊世連，把家安在了巫山新縣城，靠活絡的生意頭腦，在縣城的繁華地段神女大道開了一家咖啡館，“月入七八千不是很難的事。”楊世連頗為自豪。收入已是相當不錯了，憑本地戶口，楊世連一家四口每人還能領到最低生活保障費，共計每月四百元。

      若生活富足則選擇留守
      在廣東惠州的十三個移民點中，更多的移民還是選擇了留守。他們中，不少已經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移民姜華當年到陳江鎮考察，安置點附近除了中央糧庫在建，一棟房子都沒有，規劃的移民村緊挨鐵路，但因為一個叫“紅花嶺”的小山坡，連鐵路都看不到，地裏雜草叢生，“一個山坡，一塊荒地”。當時接待考察移民的官員承諾，不過十年，這塊地一定會開發。
      2001年考察時的那個小山坡，當地人稱“紅花嶺”，移民村因此得名。現在，小山坡早已在工業化的鏟車下消失，移民村兩排對門的安置房，也在工業區開發的浪潮中，形成一條商業街。街面不到百米，有兩家網吧，兩家藥店，兩家練歌房，三家川菜館，多家商店。移民房的大門牆上，都貼已經泛黃的出租單間廣告，還有的村民正在給房屋加層。
      陳江移民村最高的建築，是兩棟五層的樓房，都與姜華有關，一棟是姜華貸款建的，一棟是其女婿自建的。姜華到惠州後成了移民村的小組長，每年有兩次外出旅遊的機會，這是他移民前未曾想到過的。儘管年輕時，姜華開大貨車跑過中國不少省市，但2006年的泰國遊和2007年的重慶遊，實讓他過了把癮。
      不過姜華表示：“我這還不是惠州移民發展得最好的。”他推薦移民王德淵所在的水口移民村，“整個工業區的夜市都搬到了他們村的樓下”。
      起初，老家在巫山縣巫峽鎮高塘村的王德淵並不願外遷，他當過人大代表、治保主任，“跟縣長、書記一起吃過飯”。為了移民的事，他曾兩上北京，後來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到惠州安置點考察，看中了水口街道，覺得“挨東江工業區，開發得早，前景好”。
      王德淵說，他和老鄉們在惠州的移民生活，是在熱鬧、喜慶中開始的。那一晚，十三個鎮街的主要領導都參加了他們的歡迎宴。不過他也清楚的記得，鑰匙交給村民，進屋後，看見門窗的結合處有裂縫，“寬的地方能塞進去一節煙蒂”，當場就有村民哭了。
      如今，每天清早五點半，天剛濛濛亮，六十五歲的王德淵就下地幹活了。他在街邊的荒地裏辟有一小塊地，種點瓜果蔬菜。王德淵種地並不是為了省錢，這個已經蓋起六層樓房的移民村小組長，堅持這樣做是為了“活動筋骨”。

因和當初瞭解的劃田分房承諾不同，所以儘管家鄉的務農生活辛苦，可還是有人選擇回鄉。圖為湖北省秭歸縣兩河口鎮農民在田間搬運蔬菜。新華社

圖為湖北秭歸縣銀杏沱村一八十歲老人在淘米，過上衣食無憂生活的三峽移民多不願遷出移居地。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