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賭博從1949年以來在大陸就是一種違法行為，但如今的氾濫程度還是讓政府感到頭痛。賭博催生越來越多的病態賭徒孤立無援，一旦求助往往會被送進精神病院，因而更多時候他們長期處於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
賭徒往往經歷過比賽階段、虧蝕階段、絕望階段和恢復階段。在比賽階段，賭徒常因其他人設下的圈套而大賺一筆，開始幻想通過賭博能獲得一切。虧蝕階段，則是賭徒在後來的賭博中輸了錢，為將錢贏回，不斷下賭，導致不斷輸錢。絕望階段是指經過一段心存僥倖的賭博後，發現贏回錢根本不可能，所以才有了絕望感。而恢復階段，是說他們開始反省人生，認識到賭博只會輸不會贏，必須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2009年六十萬人被捕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馬洪剛曾是大陸地下賭博圈子裏的一個傳奇人物，他被稱為一代賭王，贏錢最多的一次是在一小時之內贏了七十八萬元，現在他承認自己當時出了“老千”。如今，馬洪剛開啟了另一項事業：勸說越來越多的賭徒戒掉賭癮，他向賭博成癮的人證明，一個熟練的“老千”操縱撲克牌或麻將吸引對手下注是多麼容易。
楊斌（化名）原本在武漢經營一家比較不錯的鋼鐵銷售企業。但從2007年開始他迷上賭博，兩年之內輸掉了一百七十萬元。最多的一次，一晚上就輸了二十萬元。所幸，自從馬洪剛向他解密了賭博背後的門道後，楊斌就沒再也沒賭過。
目前，大陸的大多數病態賭徒身邊並沒有馬洪剛這樣的人為他們提供幫助。據悉，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大陸有大約六十萬人因為賭博被捕，任何公開承認自己需要幫助的人，都可能面臨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命運。因此，大多數賭博成癮的人都寧願忍受債務和絕望般的生活。對於賭徒，大陸政府傾向於採取更加嚴厲的處罰方式，因為有官員認為賭博與腐敗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王薛紅多年來一直勸說政府批准她開辦戒賭中心，卻始終沒能成功。在毗鄰香港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賭場的數量不斷增加，因為這裏是中國唯一允許賭博的地區。在澳門以外，政府彩票是唯一合法的投注渠道。1987年開始銷售的政府彩票每年給中國政府帶來一千億元的收入。王薛紅認為，政府從彩票中獲得的巨大收益使之難以承認或解決賭博危機。
女性參賭人數上揚
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文章說，大陸每年的非法賭資高達一萬億元，對一個仍有九億農民、人均年收入僅為四千七百多元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有專家指出，海外的娛樂賭博公司已將大陸作為潛在市場，力圖通過各種渠道滲入。與此同時，一些人也意識到了網絡賭博業所蘊藏的巨大利潤，在大陸陸續搞起了網絡賭場。近年，因沉迷網絡賭博而輸掉上千萬甚至過億身家的商人、企業老闆的報道不絕於耳。有業內人士指出，大陸一直禁賭，近年更嚴打實體賭場，卻難以有效遏制更加隱蔽的網絡賭博。
另一方面，“女性賭博犯罪近年來一直呈總體上升趨勢。”浙江省臨海市檢察院2009年年底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出了這樣的特點，絕大部分參賭設賭的婦女生活在農村，且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程度。
周紅(化名)是浙江臨海市桃渚鎮人，平時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則在村口經營一家小店。小店生意一直不錯，但周紅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最近手氣不好，又輸了。前幾年家裏賺的錢全輸了，還欠親戚朋友好幾萬元。”在臨海，參賭的女性九成以上年齡在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
地下六合彩難以遏制
江西修水“彩禍”嚴重，雖然當地政府通過重獎舉報、嚴懲參賭等措施試圖遏制，但地下“六合彩”仍時時露頭。
修水是江西面積最大的縣。2003年4月，地下“六合彩”傳入修水並迅速蔓延。
地下“六合彩”俗稱“買碼”，由於最高賠率可達1比40，具有很強的誘惑力。
一位胡姓司機說，他妻子的哥哥原本在浙江打工，並在修水老家置辦了房產準備結婚，但迷上“買碼”後，房子賣了，老婆也跑了，還欠了一身債。
“曾經中過一次贏了十多萬元，才越陷越深，最後還是血本無歸。”
張曉明是修水一家國有企業的失業工人，為了實現發財夢，在朋友的慫恿下花了二十元錢“買碼”，沒想到轉眼翻了四十倍。
第一次的“成功”讓張曉明欣喜若狂。“從這以後，我就像中了邪一樣，直到把家裏僅有的一萬多元錢都賠進去為止。”
官員賭博滋生更多腐敗
中國打擊政府官員利用公款賭博的效果甚微，較長的刑期和丟失工作的風險也未能阻止官員的這一行為，官員仍舊用貪汙來的錢賭博，而後產生更多的腐敗；而赴澳門這一“最受中國賭博官員歡迎的目的地”的簽證限制，則導致了網上賭博的興起。
《亞洲時報》的文章提到，中國領導人一再發動打擊官員賭博的運動，把其作為遏制腐敗努力的一部分。早在2005年，北京當局就向官員發布了明確的禁賭令；而2008年，澳門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來自大陸的九十九名大賭徒中，有五十九名與政府有聯繫，其中三十三名是政府官員，十九名是國企高管，七名是國企出納。這促使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對政府官員簽證的限制措施。儘管簽證限制在開始時被稱讚為相當有效，但政府官員和國企經理積極參與網上賭博給北京提出了新挑戰。
中國人一向以愛賭出名，儘管受到禁止，但小賭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無害的娛樂。可對政府官員來說，賭博不僅僅是娛樂，它是財富的象征，一種受賄和行賄的手段，是建立關係的一種途徑。
張宗海（原重慶宣傳部部長）、馬向東（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李樹彪（原郴州公積金中心主任）、伍星葵（原雲浮市委副書記）等這些賭場莊家眼中的“大陸豪客”，往往將一個市、縣數月甚至半年的財政收入在一夜間揮霍殆盡，以民生之資換取一時貪歡。
涉賭貪官屢現，以至於中央紀委官員祁培文做出結論：“參與境外賭博的官員100%有問題。”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該院一年中審理的職務犯罪案展開調研後發現，五分之一貪官的共同嗜好就是賭博，這也是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直接誘因。由賭博誘發的職務犯罪集中表現為挪用公款、貪污。該類職務犯罪的被告人年齡集中在三十五歲至五十之間，且均為男性。他們有的鐘情於地下賭場的“百家樂”，有的沉迷於網上境外賭球，有的則喜歡在澳門的賭場一擲千金。
批評人士指出，賭博，尤其是官員賭博破壞了中國的經濟，因為賭輸的大量金錢流失到境外。更關鍵的是，官員賭博毀壞了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形象。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官員拿腐敗得來的錢賭博，同時賭博又滋生了更多的腐敗。中國的立法者一直呼籲對參與賭博的官員進行更嚴厲的懲罰，但並無實質效果。
本小利大商家不斷以身試法
“老虎機”、“水果機”、“百家樂”等名號眾多的賭博機，在江西南昌市的各大遊戲機廳、電玩城、小餐館、網吧等處氾濫。
雖有執法人員對此進行收繳，但商家馬上又會買來新的賭博機。因成本低，利潤大，所以這種現象屢禁不止。
據南昌警方透露，該市目前有正規遊戲機廳一百九十六家，其中一百三十七家分布在縣市區，五十九家在城區，這類場所大多擺放有賭博機，而無證經營的非法遊戲機廳更是大部分擺放賭博機招攬客人。除去上述大型遊藝場所擺放的賭博機，另有為數更為眾多的小型賭博機分布在南昌市各大網吧、小副食店、小餐館、小賣部等小門店內，在這些小門店內擺放的賭博機主要以單機或者兩台為主。
據《三峽商報》報道，警方人士稱：“有組織的賭博機公司僱請專人，專門挑選地點擺放機器，並掌握賭博機上的鑰匙，定期到擺放場所開鎖分成，這些賭博公司人員不會向店家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及聯繫方式，因此打擊難度相對較大。”這類賭博公司將獲取的非法收入，採取與提供擺放場所的店鋪“三七開”的方式分成，因此這類公司也被俗稱為“三七公司”。
“三七公司”除了提供機器與店家分成外，還向店家承諾，一旦被查處賭博機被收繳不會索要賠償，因此不少小店被查處後又會在利益的驅使下擺放上賭博機。“一台小型賭博機的成本只在兩百多元，而擺在店內一般一天的非法收入都在數百元，只需要兩天便可以回本，第三天便開始賺錢，因此即便機器被收繳也是賺了錢。”
賭博機的消費人群主要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由於賭博機不少被擺放在菜場、商業區的小門店內，因此消費者中不少是個體經營業主，他們在生意清淡時去賭幾把，消磨時間。
老撾賭場代理人接受大陸賭客下注
大陸禁止賭博，對那些在本國不能合法賭博的賭客來說，老撾的賭場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需求。在這裏，一些賭台的最高賭注約為四十七萬元。在賭場裏，許多人戴著耳機和微型話筒，他們是代理人，通過網絡接受中國委託人的下注指令，而那些網上賭客可以在辦公室或家裏，通過電腦屏幕，觀看賭博的全過程。
賭場的保安人員也是中國人，在賭場外，可以經常看到有時身穿士兵迷彩服、剃了光頭的年輕人，只是沒有武器。據《新蘇黎世報》的報道說，賭場是中國在老撾日益加強活動的重要標誌之一。
在賭博行業，老撾的敦蓬作為後起之秀，與澳門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柏林日報》的報道說，“澳門35%的財政直接來自博彩業。早在葡萄牙人統治時期，澳門就有賭場，但主要吸引當天往返的香港客人。2002年，澳門政府發出了新賭場經營許可證，並且首次發給海外投資者。美國的賭場經營者預感有大筆生意可做，澳門賭博業接真正出現了繁榮昌盛。現在澳門有三十三家賭場，共有四千六百張賭台和一萬四千台老虎機，營業額超過了拉斯維加斯。”澳門賭場的客人主要來自嚴禁賭博的大陸。中國先允許廣東、接允許北京和上海居民前往澳門旅遊，現在四十九個城市的中國人都能獲得澳門通行證，每天有數百輛旅遊大客車滾滾不息地越過邊界，開往賭場。
因中國政府一度對民眾的出境簽證放寬政策，使得到澳門賭博的大陸人數日益增加。星島新聞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