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歲的方渤在2009年最後一天早早起床，坐在病床上等待為自己做股骨頭壞死的第三次手術。因當年SARS（非典型性肺炎）橫行，得上此病的他被注入大量激素來挽救生命，幸運的是命保住了，不幸的是他成了SARS後遺症患者。隨時間流逝，這些人已被人們漸漸忘記，可留在他們身上的痛和在生活中天天面臨的窮困伴隨他們至今。

      方渤說自己曾是“名人”，作為“被成功治癒的SARS病患”上過中央電視台。為了這次手術，他特意剃了光頭。做手術時，醫生會剃掉他一部分頭髮。他索性提前剃了個光頭，“清清爽爽地過年，把煩惱留在2009年”。

      患病後僅靠家人照顧
      現在持續肆虐的甲流，總讓人時不時地想起幾年前的SARS。2003年的那場SARS，讓方渤痛失心愛的妻子。他有幸得救，卻患上了被稱為“不死癌症”的股骨頭壞死。這種後遺症普遍存在於SARS幸存者身上。
      儘管政府對這些留有後遺症的患者提供了相關幫助，但讓方渤擔心的是，自己終有一天會變老，萬一有一天癱瘓，就不得不想辦法籌錢請僱工。在醫院的骨科病房裏，和方渤有相似經歷的SARS後遺症患者有九人。但這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時不時有人出院、有人入院的消息。目前北京登記有SARS後遺症的患者約三百人。與方渤一樣，李朝東、陳波、李桂菊等人，他們都是三百多名登記在冊的SARS後遺症患者。
SARS導致的家族式災難，讓患有後遺症的同一個家族的患者不得不選擇輪流住院。裴亞君說：“家裏還必須有一個人操持。”和很多SARS後遺症患者一樣，裴亞君的兩側股骨頭全部壞死，被重新置換。一般人工股骨頭科學上的使用期限是十五到二十年。
      目前裴亞君的行動幾乎不能自理，她的妹妹裴亞英就住在隔壁病房；同樣患病的丈夫曾有份工作，但現在失去了勞動能力，只能撿撿廢品。

      因公致殘待遇不一
      許瑞芹也是SARS後遺症患者，她的醫藥費從2008年11月起到2009年6月，要報銷的一萬多塊錢還沒拿到手。2003年SARS的時候，她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護工管理人員，醫院一直沒跟她簽合同，名義上許瑞芹只是臨時工。
      臨時工穿的藍色單層隔離衣、戴的口罩，只能自己消毒。消毒也沒用，感染SARS之後，許瑞芹被轉到地壇醫院，出院後，她繼續吃激素藥品，她並不知道過量服用激素會導致股骨頭壞死等症狀。
自從出院後，許瑞芹就逐漸“沒人管”，雖然同樣是“因公”致殘，但跟正式的醫生、護士相比，報銷的待遇不是一回事。感染前，許瑞芹每月有一千六百多元的月薪，因為後遺症再次住院後，由於沒再工作，她就再沒拿過這筆錢。一氣之下，許瑞芹將以前工作過的醫院告上法庭，要求醫院承認跟她有勞動關係，並補簽勞動合同，但最終以失敗結束。
“找哪裏都沒有用，法律上沒規定說得了後遺症後，勞動關係就不能解除。”許瑞芹欲哭無淚。她去申請低保，人家說她有“單位”，不符合申請條件；可是去“單位”，“單位”又說不歸他們管。
      2008年，中國紅十字會受北京市政府委託，給北京市後遺症患者發放補助金，有工作的，可以領“生活補助”四千元；沒工作的，是八千元“生活救助”。許瑞芹像其他沒工作的人一樣沒有生活來源，可因為有“單位”，只能領四千元。
      儘管電視台對這些後遺症患者的生活有所報道，但到底怎樣解決，卻沒有明確說法。這些人無望地生活，從心底渴望社會能給他們一些實質性的幫助，但現在他們還只是艱難地活。

      患者含淚偷生
      SARS到現在已經七年了，方渤說自己是“含眼淚，忍氣吞聲，在這裏苟延殘喘地活”。在2007年衛生部組織的SARS後遺症患者心理調查裏，他是重度抑鬱症，每個月他都得上心理診所開抗抑鬱的藥。此外，每天他還得幾次按時服用多種藥，降血壓、糖尿病、降脂、補鈣等，“都吃得不願吃了”。
      很多時候，方渤覺得自己麻煩，是累贅。他家住十一樓，很多次“都想跳下去”。
      2003年4月16日，方渤的大姨子因SARS過世，她本來只是去北醫三院看普通感冒，結果在醫院裏感染上SARS。後來才聽說，就在頭一天，醫院裏因SARS過世了一位甘肅老太太。大姨子過世那天，方渤跟老伴、兩個女兒跟女婿，小姨，也都同時因SARS進入胸科醫院隔離治療。
      再出院時，方渤的老伴也沒能挺住，跟一家人陰陽兩隔。出院後大家都以為再沒什麼事了。聽說SARS康復者的血清可能可以治療SARS，方渤領一家子也去捐獻。
      那時段，方渤是媒體的寵兒。到2003年底，方渤家人陸續出現了腿疼。一查，全家都有問題。第二年，他就做了雙側股骨頭植骨手術，但股骨頭還是塌了。
      接下來兩年，方渤又做了兩側的股骨頭置換手術。已經可以棄拐走路後，“結果又查出我雙膝骨壞死，雙肩骨壞死”。但方渤就是“扛”，“拄棍吧，胳膊疼；拄拐也不行，只會加快肩膀的壞死，所以只能忍。”到後來，方渤失去了勞動能力，連生活自理能力也不行了。
      因為揮之不去的後遺症，方渤一家都患了抑鬱症，2004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大打出手。之後，兩個女兒分別跟老公離婚。
      小女兒遠嫁東北，跟家裏人再少聯繫。
      2008年7月，有關部門答應：把因SARS後遺症而導致“提前病退”每年扣的2%補上，按“正常退休”發薪水。“其他人的那2%今年過年前後都補上了，但我的到現在還沒落實。”方渤的戶口在北京東城區，工作單位在海澱區，兩邊沒接洽好，補錢的時候把他給落下了。在非因公患者裏，方渤的經濟情況算不錯的，每月還能有兩千元的退休金。
      其他患者經濟困難的不在少數，年近花甲的李朝東、鮑保琴，夫妻兩口子都股骨頭壞死，兩人都只有一點點退休薪水，生活困難。

      小湯山過期藥無人管
      當年僅用七天時間就建立起來的“奇跡”小湯山SARS臨時病院，早已人去樓空，過道內灰塵堆積，柳絮滿地。病房內床鋪狼藉，像是緊急撤離時胡亂翻動後的樣子。草木從病房外的水泥路面的縫隙中瘋長，現出一副衰敗的模樣。而當年用於救治病人的藥品，一直存放於此院，無人管理。
      從2007年起，陸續有小道消息在小湯山療養的SARS後遺症患者中流傳，說病院要拆掉。這片板房至今沒有拆掉，廢棄在小湯山療養院東邊，少有人走近。某SARS患者的肺部X光片，散亂堆積薄棉被的病床，留在診斷室桌上的藥瓶、注射器、導管，躺在過道雜物堆裏的裝屍體用的黃色塑膠袋。讓人感到一片蒼涼。
      北京小湯山醫院大院內的東北角有一排白牆、藍頂的簡易板房。板房的外牆上噴“抗SARS作貢獻”六個字，這裏就是當年北京小湯山SARS醫院的一部分舊址，現在則成了北京小湯山醫院存放過期藥品、醫療物資的臨時倉庫。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2003年6月20日，最後一批SARS患者出院，小湯山SARS醫院庫房內的捐贈藥品也開始“沉睡”。小湯山SARS醫院是一所為了抗擊SARS所建成的臨時醫院，地點位於現在的小湯山醫院北側，2003年4月23日動工，七天後建成，5月3日正式啟動。臨時倉庫每間庫房的面積近百平方米。在一間庫房裏，碼放數十箱魚腥草注射液，生產單位為福建省的一家醫藥公司，該企業在2003年曾經向北京捐贈了價值一千萬元的魚腥草注射液。在其他庫房裏還有一箱箱雜亂堆放在地上的“板藍根顆粒”，還有當時各地捐贈的口罩和防護服等。這些已經過期的藥品無人來管，一名工作人員介紹，這些藥品從SARS過後到現在，始終存放於此：“你說可惜吧是可惜，但是用不完也沒辦法，都過期了誰用啊。”
      對於這些“沉睡”許久的藥品，小湯山醫院的負責人承認其中有SARS時期受捐的藥品，但也包括其他未使用完的藥品。負責人說，目前剩下的這些受捐藥品只是當初藥品的一部分，當初北京市衛生局和相關部門也開展了部分藥品的捐贈和轉讓工作，但目前剩下藥品的具體數量，這位負責人說“並不掌握”。
      面對這些過期藥品應該如何處理，藥品監督部門有過明確規定：“藥品有嚴格的儲存條件要求和有效期規定，過期後必須銷毀，不能挪作他用。捐贈的藥品和防護用品等若不能有效地用於臨床，不但要付出較高的管理成本，還存在過期無法使用的隱患，勢必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
      業內人士認為，藥品的處理專業性強，一旦處理不當容易造成環境污染以及其他社會危害，因此這些藥品還需要有關部門盡快妥善解決。

      病後生活艱難 六成家庭生變
      當年SARS疫情席捲中國，造成五千多人感染，三百多人死亡。事隔七年，2009年12月3日國際殘疾人日，中央電視台推出的一期節目對SARS後遺症患者進行了報道：他們當中有超過六成的家庭因此離異，生活艱辛。
      老汪曾是一名英文編輯，目前在北京約有五十多名像他這樣新增的肢殘人士，致殘原因都是因股骨頭壞死。七年前，為了搶救生命，激素類藥物曾被大量用於SARS緊急治療。有專家認為，激素的副作用是導致股骨頭壞死的主要原因。2004年3月，北京市衛生局成立專家組，對SARS後遺症患者進行治療，首先接受治療的是在SARS救治過程中被感染的醫務人員，他們的治療費用和生活費用由各自所在的醫院承擔。非因公患者的公費治療是從2005年7月開始的，北京市政府為其報銷由SARS治療時使用激素而引發後遺症的所有治療費用。
      除上述症狀，肺部纖維化也納入了免費治療的範圍，報銷之前發生的用於治療SARS後遺症的醫療費用，同時由紅十字會提供補助。
      為治療SARS後遺症患者，北京市在各區都設立了專門的定點醫院，而目前只有望京醫院每周二下午開設免費治療門診。現在在北京接受免費治療的約有一百五十人，還有很多未能進入免費治療的。股骨頭壞死雖不會對生命造成危害，但很難治癒，且會逐漸惡化。比如，有的關節要更換，更換後只能使用十年至二十年，患者接下來要拄拐、坐輪椅，甚至喪失生活能力，需人護理。
      對於接下來的諸多問題：是否給死者發撫恤金；後遺癥患者不能自理後，護工由誰來提供等，各媒體沒有報道，至今也無明確說法。《生活報》報道，有調查顯示，SARS後遺症患者中，重度抑鬱症約佔39%；不瞭解自身狀況的26%；中度抑鬱症患者22%；輕度13%。SARS之後有超過六成家庭離異，SARS後遺症者目前在社會上信息閉塞，雖然政府進行過相關的兩次篩查，但還是有相當多潛在的後遺症患者因為不知情，而沒有進入到篩查名單。

小湯山”於2003年6月20日完成使命，醫務人員清點剩余藥品。

當年被救的患者從醫院走出時，滿臉歡笑，與醫生揮手告別。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