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國遠（左）帶領加拿大及美國老師到河南襄城，探望二戰期間被強虜至北海到做苦役的耿諄老先生，耿諄當年曾帶領其他被強虜勞工在日本花岡起義。

      什麼是幸福？哈佛大學幸福學教授沙哈爾（Tal Ben-Shahar）說，幸福的最根本要素就是人生使命感。列國遠是幸福的，因為她給自己的人生找到了使命感。列國遠喜歡一句話：One can make difference（一個人也能有所作為）。這句座右銘改變了她的生活。

      2009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殺72周年紀念日當天，加拿大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簡稱史維會）共同主席列國遠女士榮獲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頒發的特別貢獻獎。南京市政府表彰她在組織加拿大教師赴亞洲學習二戰浩劫史，特別是她在推動將南京大屠殺史實寫入加拿大中學教材等事項中的突出貢獻。
      列國遠獲獎後說，這件事提示和鼓舞她今後繼續推動史維會各項有意義的事業。

移民16年，為史實奔波13年

      記者電話采訪列國遠的時候，電話那頭的她正與丈夫在墨西哥度假。她已經好久沒有度假了，她的家庭醫生說，她太忙碌，身體已經出了很多毛病。列國遠夫婦沒有孩子，維護歷史真相就是他們夫婦生活的重心。
      列國遠香港出生，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專業。大學畢業後，列國遠在香港政府社會福利處、社會福利團體與大學工作。她一直從事前線社會工作及社工培訓工作。
      1993年列國遠離開忙碌多年的香港，移民加拿大。她說，在香港工作忙得體力有些透支，想到加拿大歇一歇。在大溫僅僅休閑地生活了三年後，有兩件事改變了她的生活。
      1996年全球華人掀起第三波保釣運動，有朋友打電話給列國遠，問她是否有興趣參與溫哥華的保釣活動。列國遠參加了為期10天的活動。因為列國遠有當教師的文字功底，就負責活動記錄。因為參與活動的人有的年紀大了，有的缺少充裕時間，一來二去列國遠就從文書變成組織者了。這是列國遠在加國首次參與社會活動。
      就在這一年，另一件事觸動了列國遠。她接觸到了一本美國出版的《南京大屠殺——歷史圖片中的見證》畫冊，畫冊內400多張圖片讓列國遠第一次直觀瞭解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殘暴。日軍滅絕人性的“殺人為樂”和對女性的侮辱，讓她無法接受，由此她萌生了成立史維會的想法。

生活開銷靠當法庭翻譯的丈夫

      史維會1997年成立後，列國這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史維會的工作中去。到2003年，列國遠跟丈夫湯鵬舉商量，自己能否辭職專門做史維會的工作，湯先生同意了她的要求。
      從此，列國遠本人沒有了收入來源，全職做史維會的工作。湯先生也是史維會的理事和義工。列國遠夫婦的生存問題怎麼解決？列國遠說，他們夫婦的生活開銷主要靠當法庭翻譯的丈夫的薪水和他們夫婦從前的積蓄。
      記者第一次見到列國遠是在2008年8月。當時她參加卑詩白石鎮的荷蘭裔日軍暴行幸存者紀念二戰勝利53周年。列國遠對那些幸存者特別溫和，他們之間也格外親切。
      列國遠說話娓娓道來，非常有耐性，這在她學普通話的經歷上也體現得很明顯。
      列國遠出生、成長于香港，卻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乍一聽，還以為她是大陸人呢。原來，列國遠在香港時自學了普通話，拿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她還有自己學普通話的訣竅。她說，學普通話一定要先學拼音，拼音學不好，字就讀不准。
      史維會的工作也同樣需要耐力。13年來，這項沒有一點酬勞的工作也讓列國遠吃了不少苦頭。她有時真想跟丈夫說放棄它。可是，當她看到七八十歲的幸存者還為了歷史的真實，勇敢地出來作證的時候，她就感覺到自己有一分責任堅持下去。

“機緣”使她堅持下去

      列國遠說：“接觸二戰的史實，對我來說好像一種機緣，這種機緣讓我有責任繼續下去。”

列國遠（左）與老師一同將老師手織的披肩送與來自湖南的日軍性奴隸幸存者譚玉華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