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王健教授從SFU退休后仍很忙碌，按他自我調侃的話就是“退而不休”。雖然預先就早知道他是中國通，但記者還是對他深厚的中華文化功底感到些許訝異。

     王健在大溫的華裔中知名度頗高。當記者跟朋友提起王健時，朋友就問：“是不是那個中文比中國人還好，會說快板書的那個老外？”見到王健，發現他不僅國語說得一點沒口音，對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還相當有研究呢。

     推崇中庸之道
     話題從中國菜談起。王健說：“中國菜南甜北咸，我都喜歡。”他說，特別喜歡四川菜，但吃了會“上火，長青春痘，還得喝菊花茶才能陰陽平衡。”還是不要吃太辣的，他覺得醋不錯，有味道，不上火。王健說，飲食也講中庸之道，過頭對健康不好。
     在儒、道、釋三家中，王健認為中庸之道是核心。除了孔子提倡中庸之道，老子說的“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為”，是講做事要適可而止；釋迦牟尼看破紅塵后，第一次講道講的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要平衡，做事不要過火。”王健說，如果發燒就喝綠豆湯，如果涼就喝紅豆湯，目的是恢復平衡。他覺得這樣很合理，跟西方人說明也能理解。但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北美人，往往覺得這個做法不夠積極，不盡力而為。中庸往往被西方人認為是“不出群”、“平庸”。他認為，西方人中的法國人，比英語為母語的北美人更接近中庸的處世方式。
     他說，在2400年前，中國人就知道中庸的原理了，認為這是一種美德，而不是消極態度。比如，在孝順和義之間找平衡。如果父親犯了罪，兒子要不要告官？如果用中庸的方法解決問題，兒子可以幫父親補償受害方讓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在王健看來，中庸處世方法的要點是“又……又”，而不是“或者……或者”。但他也承認，要將中庸是美德的觀點讓西人接受還是有難度。

     尊敬傳統文化的智慧
     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王健很尊敬。他說，很多成語、民諺都是非常富有智慧的。“讓人三分不為輸”，看起來是讓步，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但表現出的是讓得起人的自信風度，這與西人“雙贏”的理念比較接近。民諺是幾千年人際交流、觀察大自然的經驗結晶，如“燕子低飛要下雨”。
     王健認為，儒、道、釋在中國文化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三教和平并存。道家側重于人際關系，適用于生產過程中，減少人與人的摩擦。他們認為圣賢是真理的來源；道家的重點在于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他們認為大自然是真理的來源；在儒家對人與人的摩擦處理失敗，道家未能與大自然關系和諧時，佛家起的作用就是減輕痛苦。佛家主張控制人的欲望，這樣失望才少。在王健看來，儒道釋在中華文化中各有作用，形成幾千年來中國人自我認同的哲學。
研究了40年中國文化，王健的思想和做事方式與一般西人不太一樣，與中國人也有區別。他說：“我是冒牌中國人，也是冒牌洋人。我是中庸族裔人。”

     進入“黑洞”出不來了
     王健的“老家”是美國，小時候不知道自己長大后應該干什么，但確定的是不想跟自己的父母做同樣的職業。母親是教師，父親在公司里做行政。結果，他既做了教師，又做了行政（中心主任之類的職務）。
     在美國從大二時，王健就對東方文化感興趣了。詩人Robert Burns的一句話啟發了他：“但愿有能力從別人的眼光中觀察自己。”印地安人也有類似的說法：“如果沒有穿上一個人的鞋子走三天，你就不能評價他。”
     因為亞洲太大，所以他選中了中國作為研究的重點。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研究得早而深，他輔修日文來了解日本人的研究。要研究文化，就要先學語言。他后來發現，自己就像被抽進一個“黑洞”中，沒法出來了。學士、碩士、博士，他讀的都是中國文學發展史。
     上世紀70年代，正是櫻花盛開的時節，當他的博士讀完時，他得到UBC漢語講師的教職，搬到溫哥華，開始了大學教師的職業生涯。后來，他還在維多利亞大學教過書，最后，在SFU大學退休。在教書生涯中間，他還曾在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做過幾年文化參贊。談到他講的中國話怎么能夠如此純正，不帶口音？他說：“有人說我是語言天才，其實我是鸚鵡學舌的地才。”他說，學一種語言，首先要把心空出來，跟說這種語言的人學嘴學舌，想辦法讓嘴和舌頭發出同樣的聲音。他還會聯系各種社會交流的環境，說，社會交流環境大概有二十多種，如，他會琢磨初次見面的中國人怎么說話，與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他發現，中國人與西方人描述一個事物時，先后順序與西人不同。拿名字來說，中國人先說姓什么，再說名字。西方人先說名字，再說姓；寫地址，中國人先寫國家，再寫省、市，然后才是街道、樓、房間號。西方人先寫房間號，再寫街道、城市、省、國家。中國人描述事情，是從全局到部分；西方人描述事情，是從部分到全局。他說：“大家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