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通橋以鋼纜嵌入兩端石壁懸吊而成，長123米，寬6米。1942年被炸斷後，又曾兩度修復，兩度被炸，直至1950年代重建後保留至今。圖中後邊一橋是當地政府1974年建的新橋。 中新社

在世界各民族中，如果論起對故國的情感，華人可謂首屈一指。無論離鄉多久、走得多遠，只要聽聞祖國有難，身居海外的華人總會奮身而起，捐款出力，甚至捨生報國。1940年代，在中國抗戰最危急關頭，一座橋，一條路，一群人，以卓絕傲岸之姿，以寶貴的生命與巨額財富為代價，在中國雲南及與之山水相連的緬甸土地上，書寫下一段濃墨重彩的保家衛國救亡史。

      橫跨雲南怒江大峽谷的惠通橋，位於雲南龍陵縣境松山臘猛村腳，是宛如天塹的怒江上唯一的橋樑，也是攸關抗戰戰局的“中國生命線”滇緬公路的咽喉。這座橋由緬甸僑領梁金山捐建，沒有它，滇緬公路不可能在中國外援將絕的危急關頭順利通車；而守住它，就是守住了中國大西南的大門。
      據《永昌府誌》載，1931年邱石麟任龍陵縣長，以“建成惠通西式吊橋為施政急務”。但建橋初估需費用30多萬盧比，龍陵縣只拿得出10萬，為籌措短缺資金，邱石麟致函緬甸華僑公會會長、雲南保山人氏梁金山求助。在緬甸經營銀礦的梁金山，雖因剛購買大批設備而手頭余錢無多，但想到故鄉人民在怒江驚濤中攀溜索過河的艱險，立即將自己的兩個商號、一間公司降價出售，換得20萬盧比現金捐助建橋。
      當時，中緬邊境交通極為不便，梁金山將所採購的大批鐵件、銅纜和重型機械等建橋器材，先用火車由緬甸仰光運到臘戍，再換汽車運至南坎，然後以騾馬隊跋涉一千多華里運至怒江邊的工地。一根根長達百米、手臂般粗的承重鋼索，不能彎曲折斷，梁金山又組織數千民工，以人力搬運，翻山越嶺。為加快進程，他還特地出資趕修了臘戍至南坎的公路。
      1935年，歷盡千辛萬苦，在梁金山主持下的雲南境內最早的西式鋼索吊橋——惠通橋建成。由於當時沒有汽車道，因此該橋僅為古老的騾馬運輸設計，負重2噸。惠通橋的建成，直接惠及了當地百姓，並為其後滇緬公路的修建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贏得了寶貴時間。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梁金山成立“緬甸華僑抗敵後援會”和“中華民國緬甸救國聯合會”，募捐資金支援前線，期間他個人共捐出白銀9000兩、卡車80輛、飛機1架；國民黨中央派給雲南全省的救國國債，他一人就認購了一半。1938年，攸關中國抗戰戰局的滇緬公路動工，一路修到怒江邊，因橫跨怒江的惠通橋早已建好，只須加固以增加運力即可，所以在國民政府交通部指令的工程師徐以枋主持設計之下，短短數月時間，惠通橋已改造成功，可承重10噸，滇緬間的汽車運輸從此乃告暢通。當時滇緬公路因是搶建而成的簡易路，路況極差，常常是邊塌方，邊補修，邊拓寬，邊鋪石。見此狀況，梁金山又出資為中國境內900多公里長的滇緬公路鋪設柏油，在昆明、下關、保山、芒市4地同時動工，以改善路況。
      1942年3月，日軍大舉南侵，緬甸告急，梁金山動用自己公司的120輛卡車，並僱用80輛車輛，晝夜搶運了10萬噸屯積在緬甸的國際援華物資。日軍佔領緬甸後，將梁金山列為追捕對象，他只得拋下在緬甸辛苦經營數十年的全部家產，走避雲南故土。同年5月，為禦敵於怒江以西，中國守軍無奈將惠通橋炸斷，聽聞此訊，回歸故土的梁金山禁不住老淚縱橫。

      千鈞一髮 炸橋退敵
      1942年5月，日軍自緬甸侵入雲南境內，龍陵失陷。4日，日軍第56師團的先頭部隊數百人已抵怒江西岸松山山頭，著便服假扮成難民，混入自緬甸及中緬邊境向北撤退的混亂的人潮車流中，妄圖奪取惠通橋。
      《環球軍事》載文指，當時滇西國境線及滇緬公路沿線兵力，僅有少量雲南地方部隊、中央軍一個憲兵團、一個工兵團及一個化學兵團，連防禦工事都沒有；守衛惠通橋的兵力，也只有維持秩序的一隊憲兵和一個橋頭堡。惠通橋是日軍跨越怒江天塹的唯一陸上通道，日軍一旦得手，重兵即可長驅直入，打開中國大西南的大門。
      面對步步進逼的敵寇，中國守兵竟然毫無察覺。萬分危急關頭，歷史出現了戲劇性轉折。當日下午6時許，一輛來自保山方向的卡車開到東岸橋頭，欲強行過橋未果，又與另一車相撞，致大橋阻塞。少校憲兵隊長張祖武下令將卡車推下江，車主彭松雲阻攔。情急下，憲兵以“妨礙執行軍務罪”將彭亂槍處決。
      假扮難民的日軍此時已到西岸橋頭，聽到槍聲，以為行跡敗露，於是抽槍便打，不顧一切地向前衝來。
      中國守軍驚覺日寇已上橋，立即還擊，卻難敵日軍強大火力。至5日晨，眼見惠通橋將不保，張祖武果斷下令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藥，將橋炸毀。
      隨後趕至的日軍第56師團主力見橋已炸斷，即在橋西高地松山架設重炮猛轟東岸公路，並以橡皮筏運逾千士兵強渡怒江。此時國民黨第36師的先頭部隊趕至，組織火力阻擊。至5月6日，又有兩個團兵力到達增援。
      經3日苦戰，奪回惠通橋東岸橋頭，將日軍趕回怒江西岸，成功阻止了敵軍北犯的企圖。自此以後，中日兩國軍隊以怒江為界，分沿東西兩岸布兵嚴防對峙，直到1944年抗戰大反攻開始。

      20萬老弱婦孺 血肉築成滇緬路
      作為維繫中國抗戰的生命線，滇緬公路是抗戰最困難時期最重要的一條路，沒有它，就沒有1945年抗戰的勝利。
      1937年抗戰爆發，日軍迅速佔領中國京津後，重兵南下，進逼南京、上海。眼見戰局急轉直下，雲南省主席龍雲急向蔣介石建議修築連接雲南西部和緬甸北部、直通印度洋的鐵路、公路各一條，立即獲蔣批准。不久上海淪陷，國民政府火速派員赴滇與龍雲商議，修建一條由昆明起，經下關、保山、龍陵、芒市、畹町出境，在緬甸臘戌與該國中央鐵路接通，連接仰光的滇緬公路。
      在特使繆雲台赴緬與緬英政府商定築路事宜後，雲南省政府發布《非常時期法》，嚴令公路沿線地方政府1937年底前動工，3個月內修通一條簡易公路。龍雲並給沿線縣長、設治局長每人送上一個貼雞毛的小木盒，內裝手銬，表示事情十萬火急，若不按時完成任務，將受嚴懲。
      20萬沿線勞工旋即被征集起來修路。這些人以老弱婦人為主，許多孩子也被征召。
      全長1146公里的滇緬公路，從昆明至邊境的畹町900多公里，從畹町至緬甸的臘戍、九谷200多公里。在中國境內穿越橫斷山脈、怒山、高黎貢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瀛江。當時沒有機械設備，勞工們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在崇山峻嶺、深谷湍流間，全憑雙手開山炸石，肩挑手扛、搬石鋪路。因過度勞累、營養不良，加上瘧疾盛行，不斷有人病死。據當時有關方面粗估，大約有3000人倒在尚未完工的路基上。親歷其境的作家蕭乾，曾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震撼人心的通訊，稱這是一條“血肉築成的公路”，“聽聽車輪下面咯咯吱吱的聲響，那是為這條公路捐軀者的白骨，是構成歷史不可少的原料。”
      1938年8月，滇緬公路初步建成，恰逢中國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當時日軍已連下南京、上海、漢口、安慶、九江、廣州等重要城市，沿海幾乎所有港口全部淪陷，國際援助的海上通道斷絕；不久後，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的陸上補給線——連接雲南昆明至越南海防港的滇越鐵路也告中斷。國內物資奇缺，而數萬噸軍需品、各國援華和海外華僑支援抗戰的物資卻因交通受阻，不得不囤積在緬甸的仰光、臘戍、曼德勒等地，剛竣工不久的滇緬公路，就這樣成為了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絡的唯一運輸通道、攸關太平洋戰局的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中國人僅用8個月時間創出的奇跡，震驚了世界。美國總統羅斯福甚至不信這一消息是真的，奉命以“回國述職”為名專門取道滇緬路的美國駐華大使，以親身見聞向羅斯福報告：“修築滇緬公路……第一缺乏機器，第二純係人力開闢，全賴沿途人民的艱苦耐勞精神，此種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1940年，日軍佔領前法國殖民地越南後，日軍飛機以越南為前方基地，轟炸滇緬路全線，不到6個月間，即已出動飛機400多架次轟炸滇緬路上重要橋樑。在萬分艱險的情況下，從1939年到1942年的3年間，滇緬公路共搶運50噸軍需物資、15000多輛汽車及其他各類物資，成為抗戰最困難時期中國最重要的物資保障。
      1942年3月，日軍在緬甸仰光登陸，4月底，臘戌淪陷，5月，日軍攻入雲南境內，迅速佔領的怒江以西地區，滇緬公路被切斷，直至1944年中國軍隊發起滇西大反擊，才重新奪回滇緬路。

當年修建滇緬公路的情景。

這張1940年代美國記者拍的“二十四拐”照片，一直被認為是滇緬路最生動的寫照。半個多世紀後經中國學者驗證，明確照片所拍的是貴州省晴隆縣的史迪威公路路段。但滇緬公路多處路段艱險絲毫不亞於“二十四拐”，如在怒江東岸的龍洞江邊，25公里道路的海拔落差高達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