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溫哥華奮鬥的成功者在辦公室放著自勉的牛雕塑。
有一首華人耳熟能詳的歌這樣唱：“愛拼才會贏。”很多人因為移民，放棄了理想和自己的事業，安于平平淡淡過日子。但也有一些人不斷努力爬坡，實現了“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夢想。
單親媽媽重歸專業路
移民來到陌生的國度，開始了讓人百感交集的新生活。
對于技術移民來說，做回自己的專業，這在中國不是問題的問題，卻成了一個難解的方程式。醫生教中文、博士開餐館、工程師做理財的在大溫很常見。但也有一些人，咬緊牙關，見招拆招，過關斬將，最終重回專業之路。
在很多人眼裏，在大溫生存容易，但發展很難，做生意不如打工。但還是有些人，硬是獨辟蹊徑，開拓出了一片廣闊的市場，創出了自己的品牌。
記者采訪了一些華裔移民奮鬥的故事，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有夢就有未來，成功屬于敢于向困難挑戰的人。
不挑工作撐著家
國內很多各行各業的工程師來加拿大後，往往面臨轉行的命運。王桂俠移民溫哥華3年多，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加上謀生的壓力，終于考過了質量工程師的資格。按她的話說，雖然要從最低做起，但起碼在慢慢走上專業工作的正軌。
王桂俠在國內是質檢行業的高級工程師，來加拿大後，生存的壓力使她不能挑工作。她是單親媽媽，帶著上中學的兒子。“要撐著家，什麼活兒都得幹。”她說。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漢堡店，那是韓國人開的夫妻店，她是打補丁的兼職員工，正式員工請假或別人不願幹的時間，老闆才安排她做。回憶起這份工作，她最深刻的記憶就是忙得團團轉，收入還不夠付房租。8元錢一小時，要賣漢堡、炸薯條、做奶昔，還要打掃衛生。那是冬天，店裏的暖風機對著櫃臺外的客人吹，櫃臺裏面很冷。有一天晚上，她又冷又累，好歹堅持到下班，跑到衛生間就吐了。這樣堅持了一個多月後，她找到了一份大夜班的工作，就辭職了。韓國老闆還不捨得她，說她從來沒弄錯過客人點的漢堡、飲料……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西人電子公司做，招的是大夜班的工，每小時12元。對于一個新移民來說，這份收入是有吸引力的。她做生產線檢驗員，總歸與本專業相關。在培訓和等待公司開大夜班的半年裏，跟早班的一起工作，等到真正上大夜班，她發現自己受不了。“晚上別人睡覺了，我就像貓一樣出去了。夜裏11點到早晨7點工作，回家就睡不著了。夜裏上班，使勁盯著米粒大小的電子元件，盯來盯去，那原件就在眼前都晃起來了。而且，當時孩子才12歲，不放心。”她說，大夜班開始後才一個星期，她辭職了。
一年加薪四次 啤酒犒賞
下一份工作是在倉庫工作。她一心想找白天上班的工作，不管是否與專業有關都行。這份倉庫的工作讓她非常有成就感，因為認真，學得快，有責任心，幹得出色，她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被加了4次薪，有時每小時加1元，有時每小時加2元，時薪從12元一直提到18元。這是特別的鼓勵，因為別人都是工作一年後才會加薪的。後來她還當上了倉庫主管。“朋友們都笑我，當官了。”她說。
第一次轉正加薪時，她非常高興，出去買了兩個小菜、幾瓶啤酒回家，自己犒勞自己。兒子笑她說：“沒見過女人在家喝酒的。”她自豪而心酸地說：“你見過女人這樣撐著家嗎？”
王桂俠做這份工作，很投入。她不僅熟練掌握了公司的PC/MRP系統，而且還學會了開鏟車。在倉庫裏點貨、收貨、運貨，樣樣工作都要幹；回到家裏腦子裏還常想倉庫的事：為什麼短貨？怎麼改進？怎麼優化過程？功夫不負有心人，收入隨著工作業績不斷增加，這讓她經濟上寬松多了，也使她對在加拿大工作有了自信。後來，因為不喜歡公司的辦公室政治，她還是離開了。
她的新工作是在一個做高科技產品的設計公司工作，做質量技術員。因為在中國二十年的質量管理背景和在美國的教育背景，那家公司很看重她，不需要試用期，一開始就有了所有的福利。“我來加拿大後，第一次有了自己獨立的電腦電話和辦公桌，感覺非常好。”王桂俠說。
她的同事都是工程師，那種受尊重的地位很讓她羨慕。“在國內時，二十年前我就是工程師，但現在才混成個技術員。”她回憶說，她是ISO9000高級審核員、高級工程師。她希望再重新做工程師，憑自己的專業能力受到尊重。這時她也意識到，沒有當地的工程師證書，不可能找到工程師的工作。
準備考試 學習累得吐血
去年9月，因為經濟危機，公司大量裁員，她被裁了，拿EI。她就邊復習準備考專業證書，邊找工作。曾經有公司要錄用她，但她對收入不滿意，而且要求立刻上班，她擔心影響她的一個關鍵考試，她就沒接受那份工作。
那場考試是六西格瑪綠帶考試，六西格瑪是當前最流行的質量管理工具。在失業的巨大壓力下，經過嘔心瀝血的努力（有一次早上真的吐了血），去年12月份她考取了美國質量協會ASQ的六西格瑪綠帶。但是考完後，經濟危機更嚴重了，她沒有再找到工作。
回國賣房 鐵下心考工程師
“雖然有EI，但因為找不到工作，心裏還是發愁、發慌。”王桂俠說。擔心沒錢生活，就回國把唯一的房子賣了。
有了賣房子的錢，心裏有點底，她就橫下心來準備工程師證書考試了。溫哥華沒有質量工程師的學習班，多倫多有。“如果到多倫多去學，動作太大了，要搬家，還要給兒子轉學，我就留在溫哥華自學了。”她說。
她找來復習大綱，每天從早到晚在家讀書做題。她還花錢請了老師輔導，那位BCIT的退休教師，對她幫助很大，聽說她是單親媽媽，還給了她半價。這位老師教了她一些在國內沒學過的統計分析工具。
考試5個小時，160道題，每道題平均不到2分鐘。雖然是開卷，但是面很廣。質量工程師是美國質量協會（ASQ）所有考試中最難的，過去要考7個小時，加拿大也認這個證書。考卷上直接印了名字，沒有投機取巧的可能性。
王桂俠覺得，對于中國人來講，考這個試不僅難在知識上，而且吃虧在語言上。“我們讀題沒有西人讀得快。題目不是平鋪直敘的，而是繞彎說的，一不小心就理解錯了。所以，我們中國人就要發揮數學的長處，計算題一定要把握住。”她說，這個考試一年有兩次考試機會，在溫哥華每年通過的沒幾個。
對于自己能夠考過工程師證書，王桂俠認為跟自己的背景有關，她在國內一直從事質量工作，還被公派到美國一年學了MBA。在國內10年質量管理經驗和6年ISO9000國際質量認證審核經歷，成為她來加拿大後成功再拿證書的奠基石。二十年前她是學物理的，有很好的高等數學基礎，“如果沒這個基礎，硬考就太難了。”她說。剛好碰上拿EI，她背水一戰，就因禍得福了。
從低做起慢慢爬坡
考完工程師證書，結果還沒出來，王桂俠就趕緊找工作了，這時她知道大環境不好，不能太挑工作了。看到一家著名國際公司在招檢驗員，她就把簡歷發過去了。工作的地方在蘭裏，她覺得離自己住的地方太遠，抱著碰碰看的心理，她還把自己的收入期望寫上去了，期望的收入遠超過檢驗員應有的收入。那個公司找她面試了，她提出，想到公司四處看看，還希望面試官不僅有質量管理經理，還有總經理，對方同意了她的要求。
剛到公司，質量管理經理就帶她在公司轉一圈，走到質量實驗室時，把她帶了進去，將了她一軍：讓她按圖紙幫忙量一個機械加工零件。旁邊放了三套儀器，一個是數顯的千分尺，一個是數顯游標卡尺，另外是一套英制的無數顯千分尺。她選了容易用的卡尺和數顯的千分尺把零件量了。
經理又讓她用英制千分尺量，這種儀器原理和公制千分尺是一樣的，可是讀數方法不同。中國大陸人從小受教育都是公制，對英制很陌生。好在她在備考工程師時學過這種儀器的讀數，她按照輔導教材教的辦法讀取了主軸上的兩個數相加，然後再加轉筒上的數和估計數，還寫下了計算的過程。其後的面試非常順利。
公司沒有要求推薦信，就同意了她的收入要求，還主動在合同上寫下3個月試用期之後，收入再加一定數量的條件。事後經理告訴她，她測量零件時的表現，得分是A+。
現在，她雖然做的是檢驗員，但卻在辦公區有獨立的辦公桌、電腦、電話，這是其他檢驗員沒有的，可見公司對她另眼相看。
到公司報到不久，她收到了質量工程師證書考試合格的通知，也告訴了質量管理經理。經理祝賀她，說：“你的下一步是專業工程師（P-Engineer）。”
王桂俠知道，公司雖然看重她，但是希望她一步一步從低做起，她也完全理解這一點。來加拿大三年多了，工作總算走上了正軌，也讓她對努力的成果感到滿意。每一個進步都是汗水換來的，踏踏實實幹出來的。相比同時來的移民朋友，她的進步比很多人都快。她覺得主要是生活逼的：“我沒時間耽誤，只能往前趕路。”
蜂博士：從學者到企業家
十幾年前，當林華榮從西門菲沙大學讀完昆蟲學養蜂專業博士時，他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到加拿大東部研究養蜂，一是在卑詩自開養蜂場。因為家人喜歡大溫的美麗環境和溫和氣候，他成了著名養蜂場博士蜂園（Honeyland Canada）的場主。
現在的博士蜂園，在卑詩省知名度相當高，特別是一年一度的蜜蜂節，更是吸引兩三千人到匹特草原參加。過去，被人們稱為蜂博士的林華榮自己做蜜蜂鬍子，成為蜜蜂節的一大看點。今年，他12歲的兒子戴蜜蜂鬍子的照片，出現在當地一些報刊上，幾乎成了“小明星”。
創業從借錢開始
回憶起當年他們開博士蜂園時，只有十幾群蜜蜂（一群五六萬只），現在有了一千多群。他們還每年推出新產品，產品被加拿大大使館作為本國名優產品在世界各國推薦。除了在博士蜂園設產品專賣店外，還在烈治文開了蜂產品專賣店，並計劃在中國開第三家專賣店。另外，他們還在亞省也設了100英畝地的養蜂場。
說起當年面臨的挑戰，林華榮說，首先是資金上的冒險，他還在當學生時，就開始做蜂產品，出于對他產品的信任，有的客戶無息貸款給他，加上跟親戚借了一些款，他與妻子就在匹特草原買了6英畝地。當時他們壓力很大，好在後來蜂園運作正常，把貸款還清了。
他說，每次擴大生產，都需要向銀行貸款，都需要承擔不小的風險。“有時要咬緊牙關下決心去做。”他說。推廣也是他當初面臨的難題。“酒香也怕巷子深。”他說，還有人員管理，怎樣留住人才，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曾與11頭熊交手
學者辦企業，要吃的苦是做學者的人想像不到的。蜜蜂白天采花粉，晚上回來後還要照顧蜂寶寶、做蜂糧，睡的時間很少。林華榮為了照顧蜜蜂，有時一天只能睡一兩個小時。最累人的是搬蜂箱。因為一片果林中的花粉一個月左右就采完了，就需要搬到另外的果園。蜜蜂白天外出，不能搬，搬蜂箱只能在夜晚或早晨四五點鐘。過去，他要自己動手搬，現在才有了工人和叉車。
養蜂還要防熊。熊在過冬前，需要補充足夠的蛋白質，就瞄上了蜂寶寶，熊也吃蜂蜜。如果熊來了，還會破壞蜂箱，而蜂箱的成本很高。林華榮和妻子，一次就曾見過11頭熊一起出現的場面。為了防熊，他們在蜂園周圍設了電網。但熊的皮厚，有時電網也攔不住它們。熊也很狡猾，還會從地下挖溝潛入蜂園，或是從樹上跳入蜂園。林華榮他們就開動大卡車，按喇叭嚇唬熊。
創業15年，林華榮經常忙得沒時間陪家人，照顧一家老小的責任就落到了妻子肩上。現在雖然還是忙碌，但一切上了軌道，他陪家人的時間也漸漸多了。回顧奮鬥的經歷，林華榮有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
有了自己的牙醫診所
國內來的醫生轉行的很多，因為要考到加拿大的醫生證書，進入他們的體系非常困難。1998年來加拿大的中國牙醫彭秀珍說：“不拼是肯定沒希望了，拼了也不一定行。我來了後覺得還是要做回專業，拼到什麼程度就什麼程度吧。”
到今年，她來加國11年了。從到大學重新讀書，然後在別人開的診所做牙醫，到開辦了自己的牙醫診所，這期間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彭秀珍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讀的是牙醫，後來在山西太原做了多年牙醫，獲副教授職稱，還曾到澳大利亞做過兩年訪問學者。移民加拿大後，她在多倫多生活了一段時間，考完醫生牌後，才來溫哥華發展。
過關斬將入讀牙醫
來加拿大時，她已人到中年，也知道重做牙醫是一條難走的路。她計劃，如果做不了牙醫，就做與牙醫相關的工作。她到緬省大學讀洗牙師專業，同時申請多倫多大學牙學院入學資格。在洗牙師專業畢業前，就被多倫多大學錄取。
她申請的多倫多大學牙學院，專門為海外來的牙醫開設了與一般本科生不同的課程，是用兩年半的時間，完成大學4年的課程，總學費與4年制的一樣高。
當年UBC的這種課程只招10人，多倫多大學招25人。大批海外來的牙醫都在申請。因為報考者眾，學位卻少，入學是難以跨越的高門檻。而且還要先經過加拿大牙科的一個國家考試，才有資格申請，考牙醫基礎知識、臨床操作。
另外，大學的成績一定要好，彭秀珍大學的成績平均93分；托福成績要在600分以上，作文要在5分以上。符合以上要求才有可能被挑選參加面試。“面試刷人很厲害，一般三四個人會留下一個人。”彭秀珍說。英文口語對于華裔來說，是很重要的障礙，做牙醫，口語一定要行，否則怎麼與病人交流。
彭秀珍曾在澳大利亞工作兩年，面試時已在加拿大生活了3年，口語有了很大提高。“我能被選上，除了要符合條件外，還因為我幸運。”她說。
壓力大得睡不
彭秀珍學的這種課程時間安排很緊，牙醫本科一二年級的課程要在半年內讀完。老師講課很快，講完就考試，考不過就得補考，三門不過，就不用上課了。光是材料的英文名都那麼長，要把它記住、寫出來，很辛苦。從早晨7點到晚上12點，都在學習，壓力很大，彭秀珍有時需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兩年下來，我的頭發都白了，眼睛也近視了。工作以後視力才恢復。”她說。
記者問她，你一直上學，家裏的經濟問題怎麼解決？彭秀珍笑著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她與丈夫商量好，丈夫打工賺錢養家，等她讀出來，丈夫再找更好的工作，或是讀書。當時他們一家三口就靠丈夫一個人打工養活。學牙醫的學費很高，要靠銀行貸款。“當時一年的學費就要四五萬，學生貸款遠遠不夠，還要跟銀行貸款。”她說，好在學這個專業能從銀行貸到款。畢業後幾年，彭秀珍在別人開的診所做牙醫，一直在還貸款。
開診所再迎挑戰
彭秀珍2003年6月畢業時，已考到了加拿大牙醫牌照。因為加拿大各省都有不同的規定，在哪個省執業，要在哪個省考注冊資格。她又考過了卑詩省的注冊資格證書，于是開始在別人開的診所做牙醫。
今年，彭秀珍在烈治文開了自己的牙醫診所。為什麼要自己開？她覺得自己開診所，對病人的治療更有連貫性，比如牙齒矯正，有的要做幾年，如果在別人開的診所做，有時自己跟，有時別的醫生跟，不夠連貫。如果自己離開了那個診所，又不能繼續對病人負責。開診所可以長久為病人服務，跟到底，對病人瞭解得更多。
她也承認，開診所比光當牙醫操心多了。有工作人員管理的問題；有租金、日常消耗等收入、支出；要善于與別人相處，調動員工積極性；還要瞭解相關的法律政策。“總之，一開始，大事小事自己都得管。”她正在引進最先進的設備，希望給病人更好的服務。她說，同時，她覺得在加拿大讀牙學院讓她受益非淺，對這裏的醫療體系有了深入的瞭解，還學了很多實用的東西，如怎樣買診所，怎樣管理。“學的東西非常有用、實在。”她說。
這11年，彭秀珍吃了很多苦，但她不後悔，畢竟最終，她幹了自己想做的事。
王桂俠感覺在加拿大的生活走上了正軌。
蜂博士林華榮一家四口。左一為林華榮，左二是大兒子，右一是小兒子，右二是他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