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對同性戀公開拍照，呼籲社會給予關注。路透社
“人民公園是人民的，同性戀為什麼不能來呢？”廣州人民公園裏鮮為人知的方寸之地，見證了“同志”人群的自身變遷和分化，也見證了社會對這個特殊人群的艱難認同過程，現在，他們和他們的“王國”走到了分崩離析的節點。
深圳，某街心公園，一群打扮入時的人，雖然臉上堆滿殷勤的笑並且扮作無辜，但黯淡的面容仍掩飾不住歲月的淘痕。他們旁若無人和同伴打鬧，他們以這樣的喧嘩期望引起園子裏其他人側目，可能，這其中有的人會成為他們的目標。在南方，這種地方被稱為漁場。釣魚和被釣的魚兩廂情願，完事後不用說再見，更不必為身後的眷戀負疚。
北京，著名的某公園，在經過市中心的公車總站，每到周末和休息日，這裏便多了背著新式背包、來去匆匆的年輕人，他們和這個城市裏流行的時尚一樣，注意自己的儀表前衛且另類。他們很多人一開口就可以聽到東北、河南口音。這些人看起來總是很匆忙，一般不願在這裏久留，因為，據說來這裏的人大都屬於工薪族和比較正統的人士，比這裏更熱鬧的酒吧、浴池甚至豪華酒店，才是他們流連的地方。
廣州，人民公園，這裏是他們的“王國”，“臣民”都是男性，沒有領土，只是一處精神家園。他們的“王國”狹窄得可憐，在人民公園西側，南北兩個公廁之間，約200米長的綠蔭小徑。一排排石凳旁，矗立著小葉榕、玉蘭樹，枝葉遮天，落下斑駁光影。他們用眼神尋找志同道合者。開放而又隱晦，直率而又曖昧。這就是人民公園同性戀聚集地，應該是廣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戀聚集地。他們管這樣的地方叫“漁場”，釣“魚”的場所，駐足於此的人，背後都有一段歷史，他們藏起身世，改用“藝名”或昵稱，在這兒尋找短暫或長久的快樂。
這就是在中國大陸只要有同志聚集的地方，就會出現的一幀獨特的風景。這些徘徊城市邊緣的人，通常就是導演“一夜情”的主角。
一聽到腳步聲 迅速分開跑
老黃近日順路去了人民公園。他在小道上轉轉，凝神瞧瞧下棋的、打牌的。走累了，坐在石凳上。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老黃回應了一個微笑。他挨他坐下，兩人聊起家常，說說笑話。不遠處的一些石凳上，也坐成對男子。
這是“漁場”最常見的場景。在尖銳的世界之外，這兒沒有家庭壓力、同性禁忌。“放鬆”，是同性戀者提到最多的關鍵字。
50歲的老黃削瘦，至今未婚。他大部分時間蝸居家中照顧老母親，伺候一日數餐，兩天換洗一次尿濕的被褥。他覺得虧欠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月前，他剛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後者要結婚了，這也是他一開始就規勸的：“你是家裏的獨子，一定要結婚。”
2000年，老黃開始逛人民公園。這裏是廣州的歷史地標，1918年，孫中山宣導建成市立第一公園，後改名為中央公園，1966年改成現名。1999年，公園拆除圍牆，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也才真正擴大為同性戀聚集地，原因已經無法細究，但也只佔了公園兩百分之一的角落。
據《南方周末》報道，阿剛更早知道這個“漁場”。1987年，他“糊裏糊塗”結婚第二年，有朋友告訴他，要認識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園。是那種朋友嗎？他問。是的。
那年，恰好人民公園雕塑群落成，有魯迅頭像等6座。園內保持著最初的法式建築風格，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當時，公園收門票，1角錢/人。他做賊一般溜進公園，偷偷打望。在小樹旁，他看到一些男人成雙靠在一起，拖著手，壓低嗓音聊天，一聽到腳步聲，如同受驚的麋鹿，迅速分開兩頭跑。
1980年代，這不叫同性戀，是“流氓罪”。“那個誰不就被抓去勞教嗎？”阿剛努力回憶圈內典故。如同白先勇小說《孽子》描寫那般：“在我們的王國裏，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
一直到1980年代的最後一年，才有學者涉足同性戀：在上海，社會學家劉達臨啟動了對兩萬人的性文明調查，涉及到部分同性戀者；在北京，從美國回來的李銀河把“性別和性”作為主要研究方向。
當時資訊閉塞，阿剛為在人民公園發現那麼多朋友而心跳不已。他老惦記，一下班就去。“在那兒很放鬆，跟過節一樣，在家跟老婆一點語言都沒有。”像從事地下工作，有男人不緊不慢跟阿剛到沒人的角落，緊幾步上來問，你吃飯沒有？或者，借個火，問個時間。
第一次被邀請吃飯，阿剛不敢去，他留下了呼機號碼。後來電話聯絡，這段關係維持了兩年。
阿剛講述得很平靜。老黃也一樣。他們從一開始便洞察，特殊的感情會無疾而終，也不再去糾纏其中的痛與苦。好像人民公園，時光荏苒，新面孔變成老面孔，老黃還是願意有空去逛一逛，仿彿是到一個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敘敘舊。
有男人擁抱 有男人哭泣
2000年11月11日，愛麗絲第一次來到人民公園時，“流氓罪”年代已褪去，他轉了幾圈，有男人在擁抱、親吻，還有一對男人在哭泣，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陰暗角落裏了。
1990年代末，同性戀漸成社會話題。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正熱賣，愛麗絲買了一本，交錢時不敢把封面衝著收銀員。這本書暗示他“漁場”特征：有公共廁所，人群熱鬧。書裏還告訴他，同性戀是正常現象，並非犯罪。
37歲的愛麗絲原在市郊開髮廊，搬到市區賣早點後，他成了公園常客，一晃8個春秋。人民公園的初春，大葉榕枯黃又抽綠，北邊的紅棉樹開花了，整個公園漾香氣。夏天了，黃色的芒果熟了，行人用礦泉水瓶、竹竿敲下果實。到了秋天，白色桂花開。
愛麗絲生命卻一度充滿灰色。他自殺過3次，未遂。他喜歡上了抽煙，一天兩包。“公園是我的天堂，沒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裏。”他說。
公園裏自娛自樂的項目漸多，下棋、唱歌、打羽毛球、踢毽子……有些人推來CD機和擴音器，5毛錢一首歌。大概2005年，漲到了1元。攤位太多，最後變成了互相飆歌，公園管理者不得已限制了區域和時間，現在，周末時才能聽到狂野的卡拉OK了。
心情愉快時，愛麗絲和圈內朋友會去唱幾首。他唱粵劇、流行歌曲，喜歡梅艷芳的《女人花》，曲調幽怨，有時流淚唱完這首歌。他們用的是女聲，男女合唱時，一些路人乍聽吃驚，卻也鼓掌：男兒聲竟能如此陰柔。
人民公園的同性戀圈子名聲漸隆。舊“漁場”經常被執法部門驅趕，也開始轉移到這兒。2000年代初，可能是同性戀聚集最密的那幾年。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郊區、周邊城市的同性戀都聚集在此。外國人也知道這個點，愛麗絲見過一個老外，金髮碧眼，大腿上刺著“珠江啤酒同性戀”，他用蹩腳的英語打趣：“Can I kiss you？”“Yeah！”老外指自己的臉頰。
年輕的同志們開始學會了上網，交友不再依靠“漁場”。許多老年人懷念這段時光，“那時候很純。”他們與公園保安相安無事，“他們只是負責拔拔草什麼的。”愛麗絲說。
缺錢時 就去賣血
人民公園南面原是一片民居、商鋪。2006年初，擴充為南廣場。公園面積增大一半。一個刻有史文介紹、花崗巖加銅製成的城市原點標誌，在南廣場的圓形中心廣場設立了。
同志們的領地依然固守那200米的小徑。但同性戀圈子不可避免地複雜化了。2006年“十一”後的一天傍晚，小舒坐在公園的石凳上，心裏既怕又興奮，他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那年他22歲，和一個男性朋友相處了3年。分手時，他沒有工作，飄零一人。
小舒開始混跡於公園。這是特殊的一個流浪漢群體：沒有工作，以園為家，在同性戀圈的灰色地帶徘徊。他結識了一幫年輕“姐妹”，缺錢時，小舒和一幫人會去“獻血”，200cc血200元錢，免得餓肚子。
在公園石凳上，一個高高瘦瘦的老人湊過來跟他說話。“我不喜歡他。”小舒說，但跟老人去了他家。完事後，老人問：“你是不是要錢？”“是。”要多少？”“200。”
這樣的交往持續不久，小舒找了一份酒樓侍應工作，便不再去老人家裏，偶爾還會打電話問候一聲。有時，老人會問：“公園有沒有帥哥？介紹認識一下。”“沒有啊。”他敷衍著。“像這種情況很多的。”小舒說。“那是一段很慘的日子。”5月9日，他穿餐廳侍應制服，回想著。“我現在只想好好工作，有了錢，什麼都不用擔心。”
那時，除了去朋友家、泡網吧、在麥當勞過夜，小舒便睡在公園石凳上。2006年左右，公園深夜不清場。後來要清場，治安員喊：“清場了，走啦走啦！”他們便挪到公園邊上，治安員走了，他們又回來了。 深夜，是他們的快樂時光。大家天南海北聊天、唱歌。唱完，有人尖嗓子喝彩：“好好聽哦！”鬧得兇了，治安員就出來了：“走了走了，別在這裏吵了！”有一些同性戀在酒吧、夜總會做反串演出，也就是男扮女裝，用女聲唱歌。他們在演出前，或者結束之後，會到公園來逗留。愛麗絲記得最有名的是“萍姐”，“他化女裝很成功的，穿連衣裙、高跟鞋，帶假波（乳房），我們會去抓一下，大家逗逗開心。” 有時候，萍姐會加入一些業務舞蹈隊跳舞、唱歌。許多人圍著他，聽他粵語發音不標準的歌，一些人還跟他拍照留念。據說，他出過自傳，上過報紙，帶了不少徒弟入演藝圈。不過，現在公園已見不到他了。
偷搶賣淫應運而生
同性戀聚集人民公園，寄生於此的行當也自然而生：偷竊、搶劫、賣淫的。
Ricky家在廣州、佛山交界的高村，他喜歡人民公園，但已不敢去。幾年前，他在公園認識了一個看起來很純淨的年輕人，在公廁，他被對方搶走了錢包和手機。算起來，他被偷、搶的手機已有5部。
“這個圈子什麼樣的人都有，有的是找朋友，有的只是想玩一下，有的來聊天，有的就是為了生活賺錢。”小舒說。現在，老黃也不敢在公園裏找朋友了，只是逛逛。“在這個圈子裏交往，弦不能放鬆的。真愛是有的，但概率太低太低了。”
很多同性戀不會去公廁裏，三五人佔據了小便池，作勢小便，每當有人進門時，他們的眼神如同掃射獵物一般盯著，如遇相同的眼神，便尾隨而行。而這大部分是借“釣魚”為幌子偷竊、搶劫。
今年初開始，人民公園轄區內的廣衛派出所加強了治安管理，一批一批的同性戀被帶到所裏詢問。這在同性戀社區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提及了電影導演張元的電影《東宮西宮》，影片講述的是北京某公園，民警抓捕、審訊同性戀的經過。
在小白的印象中，頻繁搜查出現在3月底。他是智行基金會志願者，這個香港慈善機構專為愛滋病和弱勢群體提供關懷。“就像演電影一樣。”志願者小姚回憶。4月3日，幾名員警、治安員突然從四面包圍上來，包括他們4名志願者在內，有二三十人被帶到派出所，大多是同性戀者。
小白記得，詢問筆錄上寫明事由是“涉嫌賣淫嫖娼”。但僅有兩個問題涉及：“你是不是賣淫嫖娼”、“你知不知道這裏有賣淫嫖娼”。所有接受詢問的人還都會被問到：“你是不是同性戀？”最後，民警會在筆錄外補充一句：“以後不要來了，這裏不是你們呆的地方。”包括智行志願者，他們會被告誡不要來做外展，因為會招來同性戀者。
一名曾被詢問的同性戀者Tony很氣憤：“人民公園是人民的，同性戀為什麼不能來呢？”敏感者覺得這涉嫌“歧視”。在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看來，警方行動缺乏法律依據，“影響警方行動的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但警方是執法者，需要法律依據和事實證據，不能隨便抓人。”
智行志願者，以及一起開展活動的廣州市疾控中心官員事後曾到廣衛派出所所交涉。“我們也有難處。”廣衛所負責人告訴他們，警方是接到市民投訴採取行動的，否則警方會被認為不作為。
比如，有市民被同性戀者騷擾；有人在公廁裏盯著小便的市民，甚至過來撫摸。有一次，一名警官身警服如廁，剛一進廁，就有兩個人一左一右圍上來，盯他看。在警方最近的一次行動中，從一個公廁裏帶走了20余人，“他們呆在裏面長時間不出來。”另外，該負責人提到同性戀搶劫、敲詐、賣淫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已是屬於觸犯法律的行為。
該負責人稱，警方行動時，很難辨別哪些同性戀有不文明或者違法行為，“這些人的身份我們並不掌握，只能統一行動。”
智行工作人員葉貝擔心這個精神家園會消失。“我們會採取一些辦法，一是加強人民公園的宣傳教育，同性戀者作為文明市民，不要發生不文明行為。二是組織羽毛球比賽、英語角等活動，把這裏變成同性戀的文明場所。”許多同性戀者已不敢在公園露面，家在附近的Tony被詢問過一次之後，不再敢來公園逗留。小舒站在公園邊上，估摸著又到治安員出巡時間，也匆匆逃離。“我一些朋友都被帶到派出所裏，現在哪還敢去啊。”
不管是非如何，人民公園，這個“王國”已經走到了分崩離析的節點。
同性戀志願者悄悄做“義工”
國際公認，同性戀者在成年男性中約佔2%~4%。世界上，受社會寬容度、經濟發展水準、教育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同性戀者在大城市有聚集的趨勢。在中國，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廣州等是同性戀者“偏愛”的幾個城市。在廣州的同性戀群體中，又以男同性戀者最為活躍。廣州志願者組織“同伴教育”小組就由清一色的男同性戀者組成，其中有醫生、教師、演藝人員、商人、司機、學生、自由職業者、公務員等。
雖然廣州社會對同性戀比較寬容，但對於這些志願者們來說，參加“同伴教育”仍要冒一定的風險。《廣州日報》報道，在這個圈子裏，他們的身分是個敏感話題，彼此之間只以化名相稱呼。志願者小東說：“相對於異性戀者，我們是非主流群體，常常被視為異類。一旦真實身分被曝光，很難在工作單位、在朋友圈子甚至家庭裏有立足之地。”因此，志願者大多向親人朋友隱瞞了自己的性取向，參加同伴教育活動也多是“地下行為”，還有身為公務員的志願者因為擔心外展活動的“曝光”機會較大，只願接聽熱線不肯出來。所謂“外展”，就是到同性戀集中的人群中派發防治愛滋病宣傳資料。
志願者們表示，他們最大的苦惱是“找不到組織”。阿袁坦言，剛開始進行“同伴教育”，完全是幾個人出於對同伴的責任感，憑著熱情自費進行的，並沒想到“找組織”的重要性，但隨工作越做越大，不便之處逐漸顯現。
例如缺乏資金、宣傳材料捉襟見肘，在外展活動時，由於無法出示政府認可的證件來證明自己的志願者身分，不容易被同性戀者信任，有時還會受到干擾。特別是在酒吧、桑拿等比較敏感的地方，志願者進去派發安全套，最怕遇到警方“臨時檢查”，因為很可能被當成進行色情交易而被誤抓。他們曾經去打聽能否加入正規的志願者組織，在其名義下進行活動，但因為種種原因被拒絕。
志願者阿強說，同性戀者的心理狀況堪憂，他們曾在一星期內勸下了兩名欲輕生者。阿強說，未婚男同性戀者想不開的原因無一例外是遭遇父母的“逼婚”。和異性戀者一樣，同性戀者也希望能和愛人長相廝守，但由於同性婚姻不被承認，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終身不結婚，要麼勉為其難地結婚生子。
“為了圓父母傳宗接代的夢，我們要結婚；為了自己的幸福又實在不想，徘徊在十字路口，情緒很難不受影響。”阿強說，特別是那些沒有固定伴侶的男同性戀者，一旦看到有固定伴侶的人過得很好，會受到很大衝擊，一時想不開就容易採取極端做法。
即使是那些按照父母要求娶妻生子的人，因為無法抑制對同性的感情，想離婚又不願傷害妻子，結果婚後備受感情折磨。
廣州人民公園不僅是市民娛樂休閒的地方，也成為了同性戀的樂土。中新社
電影《斷背山》是一部涉及同性戀的電影，奪得奧斯卡多項大獎。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