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都在遭遇“垃圾圍城”之痛。在著名的旅遊城市三亞，大量的垃圾每天在垃圾場簡單處理填埋、推平，常年累月地點火焚燒，散發著惡臭和煙霧，嚴重污染環境，成了美麗城市的一塊“心病”。新華社

中國城市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正在遭遇“垃圾圍城”之痛。在北京最大的垃圾處理場高安屯，無論是填埋帶來的惡臭，還是隨焚燒滋生的二噁英，正威脅著附近居民的生活；在廣州，開展了10年的廣州垃圾分類工作面臨諸多嚴峻的現實問題。而更嚴重的是，中國60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圍著。
      在北京最大的垃圾處理場高安屯，附近居民的生活因垃圾而改變。據《南方周刊》報道，32歲的俞東不曾像其他居民一樣戴口罩去街頭散步，但他從去年9月30日開始，也就是北京朝陽區市政管委會對公眾道歉、並承諾治理高安屯垃圾場惡臭的20多天後，“臭味日誌”正式誕生。這個日誌注定沒有太多讀者，但它的背後是20多萬同樣飽受惡臭之苦的社區居民。
      俞東在前幾天的日誌裏記述：“夜10時21分，去物業所在樓交水費（自動刷卡機），出門便聞到一股難聞的垃圾焚燒味道，不敢大口呼吸，這種味道讓人特別難受。”他歎息，不知道這篇《高安屯臭氣日誌》何時才能“殺青”。
      俞東是位平面設計專業的教師，他2008年6月住進了朝陽區的優點社區，南北通透的戶型，每平方米7000多元的價格吸引了他。“搬來之前就知道垃圾場的事情，也向不少人咨詢過，但社區裏的人說不是特別嚴重。但過來之後，發現味道越來越重。”後來，他用Google Earth測量了下，自己家距離高安屯垃圾場僅有3公里。
      俞東的妻子是幼稚園老師，兩人都到了生育年齡，家裏人也急抱孫子。但不時傳來社區裏有孕婦流產和兔唇嬰兒出生的消息，讓他們有些猶豫。“如果非要生，可能會租個別地的房子吧。”

      市屬與區屬的差別
      給俞東夫婦生活帶來巨大影響的高安屯垃圾場，全名是朝陽區垃圾無害化處理中心。在北京16座垃圾填埋場中，高安屯的設備最先進，也最具爭議。
      當地居民介紹說，1980年代中期此地還只是附近居民傾倒垃圾的大土坑，到了1995年被改造為垃圾處理場，2002年成為朝陽區的垃圾衛生填埋場。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建成並投入試運行。
      原先住在高安屯的居民已經被搬遷，現在馬各莊，則成了是距離高安屯垃圾場最近的居民區，僅有600米。一位陳姓村民說，早年的垃圾場並沒有臭味，他們也沒在意。“從2005年開始，路上的垃圾車越來越多，臭味就嚴重了。”
      600畝大的垃圾場方圓幾公里內，分布著萬象新天、天賜良園、榆景苑社區、柏林愛樂、優點社區等居民社區，以及北京物資學院等數個高等院校，常住居民已達數十萬人。此外，正在興建的北京市規模最大的兩限房“常營兩限房”，距離垃圾場僅1500米。
      2002年入住柏林愛樂社區的趙蕾，感受比俞東夫婦更深刻。在她記憶裏，2005年偶爾有味道，2006年每個月聞到一兩次，2007年每個星期能聞到，2008年基本就是天天每時每刻都能聞到。趙蕾患有呼吸系統疾病，臭味讓她喘不過氣來，她經常夜裏兩三點被憋醒。“特別是去年奧運期間，夜裏不敢開窗戶，醒來就戴著防毒面具，打開電視，躺在那裏耗時間。”趙蕾說。
      王維平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的高級工程師，是北京市垃圾處理的智囊人物。“有臭味的垃圾場大多沒有按規定運行。”他說：“按規定運行是有國家標準的，比如說垃圾來了當時就得推平壓實，暴露的垃圾作業面積不能超過660平方米，排出來的水當天就得抽走。如果放那一個月，能不臭嗎？”
      與高安屯形成對比的是，北京北神樹垃圾場運行非常規範，房地產開發商都很喜歡靠近它，稱它為生態公園。“不僅沒臭味，還漂亮得跟景山似的。”王說。“凡是我們市屬直管的垃圾填埋場，都沒臭味，沒有超標，沒有民眾示威遊行。但區屬的，比如高安屯、六里屯的垃圾場，對方不聽我們的。因為他們官員的陞遷撤職，由區委區政府決定，不是市政管委會決定。”王維平把原因歸結在垃圾場市屬與區屬的差別上。
      這些垃圾場的管理者也是有苦難言，他們有“客觀情況”。王維平說：“蘿蔔快了不洗泥。高安屯填埋場設計能力是1200噸，現在每天進4700噸，它能沒臭味嗎？”一邊是不斷增長的城市垃圾，一邊是業主抱怨的垃圾惡臭，垃圾處理部門左右為難。從環保角度考慮，高安屯垃圾場整體搬遷無疑能大快民心，但搬到哪去是個問題。
      “搬得越遠越好，搬到無人的荒郊野外，這當然是一種想法，可惜也不切實際。如果垃圾場選址太遠，垃圾運輸的成本將大大提高。”王維平解釋：“垃圾車的合理運輸半徑是多少？14.5公里，超過這個運距，噸成本就不合理了。天天都要運，財政將不堪重負。”這意味著，多數居民最盼望的垃圾場搬遷方案，實現的希望極為渺茫。
      跟蹤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維平被視為境內垃圾研究的第一權威。跟很多刻板的專家不同，他不僅懂垃圾，也能拉一手極好的二胡，在他眼裏一曲《二泉映月》也飽含著“垃圾的憂傷”。
      1983年，北京曾遭遇過一次嚴重的“垃圾圍城”。王維平回憶說，當時利用遙感技術發現，沿著北京三環路與四環路的環帶區，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堆！“垃圾包圍城市”名副其實。為突破重圍，北京市斥資23億，趕工建設了23座垃圾處理設施，才逐漸攻陷這座驚人的圍城。2008年垃圾巨獸捲土重來，來勢更加兇猛，襲遍全國。這次北京不再選擇填埋，而是選擇了焚燒。2008年7月28日，也即北京奧運會倒計時的10天之際，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建成並投入試運行。北京媒體報道如此描述它的重大意義：“這意味著北京市的垃圾處理方式由填埋開始轉向焚燒處理。”當然對附近的居民來說，填埋場的舊臭未消，垃圾焚燒又添新憂。北京市政管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北京市處理的生活垃圾中，94.1%採用衛生填埋方式，3.9%採用堆肥方式，僅有2%採用焚燒方式。與其他城市比較，北京已經遠遠走在深圳之後：深圳已建垃圾焚燒發電廠7座，日處理垃圾11370噸，焚燒發電處理量已佔總處理量的40%以上。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聶永豐，被認為是學術界堅定的“焚燒派”。他認為，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困難，根本原因在於處理能力嚴重不足，且處理方式單一。在北京市相關管理層中，焚燒已經成為主流意見，市政管委會各類公告中，“加快垃圾焚燒設施建設速度”成為曝光率極高的一個短語。而這個理念，最早正是由王維平提出來的，“北京填埋不是方向，就得發展焚燒，綜合治理也在積極探索。”
      放眼中國，大規模的垃圾焚燒建設高潮已經掀起。王維平掰指頭，歷數已經擁有焚燒爐的城市：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寧波、溫州、武漢、重慶、廣州、太原等，如今這個名單中的城市還在不斷增加中。

      利益集團的博弈
      在垃圾焚燒建設高潮掀起的同時，與垃圾焚燒有關的爭議也日趨白熱化。爭議的焦點，就是焚燒產生的致癌物質二噁英。
      60多歲的趙章元，是目前境內堅定的“反焚燒派”，他認為焚燒不是一種最好的、科學的垃圾處理方法。
      “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噁英是誰都不敢否認的一級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總會有，就按照歐盟標準0.1納克，但它的累積效應是最可怕的。”他介紹說，二噁英的半衰期是14至273年，等衰減完了需要百年左右，基本就可視為不降解。它在人體裏累積之後，會越來越多，遲早還是要發病的，無法避免的。不管在歐洲還是日本，焚燒爐周圍民眾都出現了癌症高發區。

      或焚或填   抉擇兩難
      力主“加快垃圾焚燒設施建設速度”的王維平，也承認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會致癌。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產生的量，處於對人體健康的範圍內。“你沒有更好的技術取代它，除非你不產生垃圾。”王維平無奈說。
      而讓趙章元擔心的不僅是技術，還有目前不嚴格的管理狀態。“現在約50台焚燒爐，幾乎都是處於不飽和等不良狀態下生產。如果焚燒處於不正常狀態，那二噁英的濃度就會更大了。”這個“不正常”，包括工作程序上的簡化、過分降低成本等多方面。
      趙章元評審了很多省份的焚燒設施。大量的實際勘察與資料分析後，他逐漸堅定了反對焚燒的立場。讓他最頭疼的是，焚燒派已經形成了一種利益集團。“發達國家的焚燒爐商，是利益集團的第一部分人。第二部分人是境內的項目承擔者，他們或者承擔某地區垃圾焚燒任務，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燒的大學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項目經費。第三部分人則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員，他們給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趙章元說已經感到了這個利益集團的強大，一個讓他吃驚的例子就是“300米標準”的突然出台。環保部曾發布文檔，規定焚燒爐和居民區的直線距離不得低於300米。“這個300米怎麼出籠的？可以肯定，是在少數人不正常操作下搞的。”趙章元說。
      北京市圍繞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的問題爭論了很久，距離問題在專家論證會上爭論得很激烈。清華大學一位教授做了個計算模型，污染物擴散到一定距離，濃度達到歐盟標準，算出來還不到300米，說已經考慮風險了。“但是我認為這個結論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專家組長決定不能這麼寫，當時300米就劃掉了。”但事隔一年後，環保部把那個標準突然發布了，就是300米。
      趙章元擔心，這個標準一旦執行，將出現可怕的局面，甚至一場災難可能要降臨。“各省都在憋勁建焚燒爐，好落實十一五規劃，光北京市就公布了要建設20台，在京城東南西北的20台爐子一冒煙，整個首都上空的有毒氣體就會一天天積累起來，大氣是連通的。”

      “臭味日誌”無奈繼續
      爭議在繼續，不信任感也一點點在累積。周一翔居住在萬象新天，是個新興的高檔社區，也是距離高安屯垃圾場最近的大型居住區。“開始並不知道臭味是哪來的，半夜裏被熏醒，感覺有點窒息。全是那個味道，逃不了。”2004年入住，次年他就開始為垃圾臭味維權。“垃圾場歷險記”幾乎是每個維權業主的起點，周一翔也一樣。“2005年感覺味道就很重了，就跟幾個朋友偷偷去了高安屯垃圾場，結果被垃圾場的保安人員發現後，關起來了。我們後來打電話報警，才被警察接了出來。”
      之後，周一翔還與同社區的劉軍等人組織了一次集體簽名，呼籲政府對垃圾場採取措施，240多名業主一起簽名，簽名信送到了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北京市政府、朝陽區環保局等多家單位。朝陽區環保局在回復中承認，社區臭味肯定與垃圾場有關係。
      隨後，周一翔等人就以不同的方式來呼籲，包括跟朝陽區區長陳剛通電話。但周一翔說，臭味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越來越嚴重。
      去年8月30日，難以忍受惡臭的數百居民手持標語、戴著口罩，走上常營和管莊附近的街頭，並攔截垃圾車，抗議相關部門的推諉搪塞。由於北京奧運會剛結束一周，該行為引起境內外媒體的極大關注。因參與維權行為，周一翔、劉軍、趙蕾等人都被家訪，趙蕾還先後被家訪了三次。
      隨後，朝陽區市政管委會公開向居民道歉，並承諾投入9100萬元，20天內解決高安屯垃圾場臭味。但兩個20天過去了，周一翔等人仍能聞見臭味，俞東的“臭味日誌”也無奈地在繼續。

      政府陷信任危機
      針對新建的垃圾焚燒場，他們還申請了對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場的兩次國務院行政復議，要求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責令該垃圾焚燒廠停建、緩建或者不投入使用。
2008年10月26日，在惡臭和煙氣中生活的業主自製宣傳畫，在社區內進行二噁英危害以及垃圾分類的宣傳，活動遭到城管的阻撓，宣傳畫被撕毀。相關視頻被傳到網上後，再次引發軒然大波。
      儘管如此，維權努力仍然在繼續。2008年11月柏林愛樂一居民將垃圾場告上法庭。該案的立案竟然要經過高院批准，立案最終成功。2009年1月 該案開庭僅允許一人旁聽，至今未裁決。今年2月萬象新天居民拿到北京市環保局的正式回復：兩個垃圾焚燒場自試運行以來，從未進行過檢測，而醫療垃圾焚燒已經試運行了3年之久。
      就在業主維權的同時，情況卻繼續朝他們認為“更壞”的方向發展。在距離高安屯垃圾場1.5公里處，北京最大的常營兩限房正在大興土木。按照規劃，此項目明年建成後將提供12000套兩限房，與配建的廉租房經濟適用住房一起，構成了一座容納幾萬人的龐大社區。
      1.5公里，這比萬象新天、柏林愛樂、優點社區等任何一個社區都離垃圾場近。而在趙蕾、周一翔等人看來，“常營兩限房”更是個不負責任的規劃。“之前我們不知道有垃圾場，過來也認了。”
      趙蕾悲哀地說：“現在填埋起來了，焚燒也起來了，那為何還要在垃圾場附近規劃兩限房？”
周一翔則表示：“這種規劃就是嚴重違反科學發展觀的。”他擔心，兩限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北京人，那時如何建立與新業主的一種信任關係，無疑是對未來當地政府的一個極大挑戰。
      嚴重的信任危機，同樣存在於富有爭議的海澱區六里屯垃圾場問題上。
      環保作家馮永鋒曾寫道，海澱區市政管委會的官員聲稱“垃圾焚燒場運行了，臭味就消除了”，然而居民們回應說：“填埋場都無法兌現規劃上的諾言，你讓我怎麼相信焚燒廠是安全的？”
      “我感覺，今年將是垃圾問題大爆發的一年。”馮永鋒對未來的形勢感到擔憂。“如果政府還不當機立斷，把垃圾分類等源頭的事情做好，將來是死路一條。”
他說，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政府部門一直沒能與市民形成一種合力。他曾經建議六里屯附近的很多居民先把垃圾分類做起來，這樣維權的時候更有底氣。“但他們懶得做，一聽說焚燒爐又要建，就急了。”
      趙章元曾經看到六里屯的小孩子很可憐，戴著防毒面具﹐說“很難受”﹔還曾看到六里屯維權的老人無奈地說﹕我們老了﹐死就死了﹐我們的孩子呢﹖
      趙章元說﹐如果堅持垃圾焚燒道路的話﹐這場爭論會越來越尖銳。

圖為一位垃圾收集者在焚燒油漆桶，殘存的油漆釋放大量的有毒氣體。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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