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認為文學作品與現實貼得太近會沒有空間。

      在中國大陸，蘇童是家喻戶曉的作家。多部作品搬上了銀幕，也被翻譯成各國文字發行到全世界。他擅長寫過去年代的往事，以此反映現實。他認為自己是“將歷史的外衣穿在現實的身上。”他的作品反映現實，但又希望與現實拉開距離。

　　蘇童長相硬朗，給人一種酷酷的感覺。說起話來，你才可以從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一絲文人特有的深邃。
　　記者是在溫哥華西區一條靜謐小街里的家庭式旅館見到蘇童的，我們在樓下的客廳里落座，開始了采訪。他這次來溫哥華，是應SFU法語系的邀請，舉辦作品朗讀會，會上他以中文朗讀自己的短篇作品《儀式的完成》，這篇小說同時也被文學界人以法語及英語朗讀。蘇童這次來，也在UBC辦了講座，與讀者交流。這是他第二次來溫哥華，他說很喜歡溫市的安寧。
　　談到寫作，蘇童說：“我不喜歡與現實貼得太近，這樣沒有空間。”不同的階段，不同的作品，蘇童的寫作風格一直在改變，但無論如何改變，他都是“跟現實生活若即若離，在離地三尺的地方飛翔。”
從先鋒到寫實的蛻變
　　1963年出生的蘇童，1984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曾在南京藝術學院做過兩年老師，后來調入《鐘山》雜志社，做了7年的文學編輯，現在專業寫作。他的處女作是在大學時發表的，發表在當時的熱門雜志《青春》上，名字叫《第八個是銅像》，說到當時的情景，他眼睛里還是閃一點興奮。那時全國都崇尚文學，發表作品很難，同學中誰發表了作品都會讓人非常羨慕。他是預先得到《青春》雜志社的通知，作品會被發表的，但不知道是哪一期。那天，他在學校的報欄看《中國青年報》，看到了《青春》預告的下期作品目錄，其中的第三篇小說，正是自己的作品。他非常激動，在報欄前站了半天，那天他來報欄看了三次。“《青春》每月1號出刊，我2號就到校外的報攤買雜志，還沒到。4號才買到。”他說。
　　大學期間他發表了三篇小說，畢業后，他寫了很多小說，卻很難發表出去。他記得當時的情況：作品像是在全國旅行，寄到一個雜志社，被退了回來，再寄到另一個雜志社，再被退回來。

當作家滿足權利欲
    蘇童覺得當作家可以滿足自己的權利欲。“作家有創建一個世界的權力，可以安排人物的命運。”他也承認，人物有時候會不聽自己的安排，就像是騎手騎上了一匹野馬。有時安排了一個人物死，但他就是死不了。這也是寫作的魅力所在。
    談到作家的素質，他認為觀察和表現的能力很重要，還要有感受另一個世界的能力。當大作家不是立志就可以了，自己也無法認定，要由讀者評價，還要經過歷史的考驗。“卡夫卡在去世時，沒有人評價他是一個大作家，他還讓哥哥把自己的作品燒掉。”蘇童說。
    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蘇童非常感謝《收獲》雜志社的程永新編輯。他的《妻妾成群》就由程永新編發在《收獲》上，后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都是給《收獲》。最近，在今年《收獲》的第三期，蘇童推出了自己最新長篇《河岸》，寫了在文革背景下父子倆的故事。
    談到自己最滿意的小說，蘇童說：“最滿意的永遠是最新的那部。”

蘇童：寫作風格是一個圈套
　　“那個階段我的寫作水平比大學時提高了，但卻發不出作品，很苦悶。”蘇童說。
        寫作生涯的突飛猛進是在1987年，2月份，忽然有《飛躍楓楊樹故鄉》、《桑園留念》等三篇作品在國內著名雜志上發表，文學道路從此順暢了。這一時期他還發表了第一個中篇小說《1934年的逃亡》。
        在蘇童看來，自己的文學創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大學時代到1989年。這個階段，他與馬原、余華等作家被文學評論界譽為先鋒派的代表。第二個階段，是從1989年寫《妻妾成群》開始的，他認為自己的作品進入了成熟期。
        寫這篇小說前，蘇童一直在寫先鋒派風格的作品，一位《鐘山》雜志社同事的話讓他開始反思自己的寫作風格。那位同事看不起他的作品，說，你寫的這種先鋒派的小說沒能好好塑造一個人物，也沒能完整地敘述一個故事，我不看。馬原當時的創作風格改變也給蘇童以啟發。蘇童在以文學編輯的身份向馬原約稿時，馬原告訴他：“我要寫一部古典的作品。”
        后來，馬原還真以傳統敘事手法寫了一部兒子殺母親的慘烈故事。蘇童開始思考怎樣在文學上求進步，他覺得從先鋒派風格回歸傳統敘事，不是倒退，而是進步。于是，他開始醞釀《妻妾成群》的寫作，塑造人物形象，也敘述完整的故事。這部小說后來被張藝謀改變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令蘇童家喻戶曉。

給讀者以驚喜
        熟悉蘇童作品的讀者往往覺得他的作品風格變化莫測。從《1934年的逃亡》，到《妻妾成群》，再到《大鴻米店》、《碧奴》，不管是語言上，還是敘事上都有很大變化。說到自己作品的風格，蘇童認為自己一直在求變化。他覺得以一種自己熟悉、得心應手的方式寫作比較無聊，他喜歡跟自己過不去，按他的話說“喜歡折騰”。“讀者不知道我下一部怎樣寫，只有我自己知道。”蘇童得意地說：“風格是一個圈套，不能給讀者驚喜。”
        他寫的很多小說都取材于歷史，喜歡寫久遠年代的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這些事，故事都是我編的。”他說：“我寫《妻妾成群》，是寫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是為了揭露封建家庭的內幕。”人與人的相處、對峙、緊張、不和諧是他要表現的東西，他想表現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我對歷史沒有特別的興趣，寫過去年代的事情主要是為了與現實拉開距離。”他說。他寫《我的帝王生涯》，也沒有人物原型，沒有一個皇帝有這樣的經歷，他想表現的是一個人命運的跌宕起伏。從做皇帝到流落江湖，跨度大，可以大開大合地表現，非常有張力。“歷史只是一件外衣。”蘇童說。
        蘇童小說里文字的優美讓讀者嘆服。《妻妾成群》中的流暢，《我的帝王生涯》中絲緞般的華美，《碧奴》中詩一般的意境，都讓人印象深刻。蘇童在大學詩寫過詩，他認為寫詩對語言的錘煉作用非常強，有寫詩的背景對寫小說有好處，有時會出現意外之筆。

對探索人性有偏好
      蘇童承認，他對探索人性有偏好。寫小說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大鴻米店》是他的第一個長篇，他采用了戲劇性的表達方式，表現了人性惡的一面。人性惡是否是蘇童探索的結果。蘇童說：“我的探索沒有結果，不相信人性善，也不相信人性惡。世界不是一元的，多元世界才值得探索。”
 寫《大鴻米店》時，蘇童覺得自己更像個數學家，借五龍的故事推理，人性陰暗、殘酷的最大值是什么。他在小說中表現的，是人性惡的可能性。他說：“我在現實生活中，從來沒見過比五龍家族更陰暗的人。”在寫這一部長篇時，蘇童有反叛傳統的傾向，語言表達淋漓盡致，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
      在蘇童看來，不管是過去年代的人，還是現在年代的人，都是相似的。蘇童說：“歷史與現實是唇齒相依的關系。不管寫現實還是歷史，都是現在完成時，都是過去了的，過去多久不重要。每一秒鐘的時間，都是復制過去時間的碎片。即使是2000年前的人，如果復活了，把現代知識灌輸給他，他想的東西也和現代人一樣。”
      《我的帝王生涯》中，蘇童寫了人對自己身份的不確定。書中有種種暗示，讓小皇帝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人們在看過張藝謀將《妻妾成群》改編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時，總是問蘇童，對這部電影怎么看。蘇童說，改編得好。雖然張藝謀將場景由南方搬到了自己熟悉的北方，還在道具色彩上加入了自己的偏好，但反映的主題沒有改變，也是人與人關系的緊張，蘇童認為，關注的問題一致，應該也是張藝謀看上他這部小說的原因之一。

喜歡的作家
      卡夫卡是蘇童喜歡的作家，雖然從來沒有模仿過他的風格。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蘇童非常喜歡，看過不止一遍。他也喜歡馬爾克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
      另外，他也喜歡南非作家庫切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作品。

蘇童寫的很多小說都取材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