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業招聘會上都會有許多華裔移民找工作。

在移民加拿大的大批技術移民中，有不少各個專業的博士。他們在加拿大能否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發揮聰明才智？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他們中的一部分找到了本專業的工作，更多的人則是面臨轉行的選擇，不少人在初來乍到時還需要經過體力活兒的考驗。

忘掉身份 扎根自有出路
“我學了20多年，是應用有機化學方面的專家，但在溫哥華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我只能轉行。”一位移民博士這樣說。這樣的情況在新移民中比較常見：博士幫學生補習功課，博士開餐館、博士去釀酒、博士做文員……轉行是讓他們看到了不同的風景，但也總難免讓人們為智力資源的浪費而惋惜。

　　在北美留學的博士通常更易被市場接受，他們大多做專業的工作；亞洲來的博士則往往要經過更長時間的努力。還有不少人在相關行業自動降級，醫生當護士，大學老師做小學老師。
　　Julie是中國大陸來的博士中較幸運的。她是藥學博士，一來溫哥華就找到了專業工作，但做的工作比在國內做的簡單得多，收入也不高。她在國內主持一個大廠的新產品研究開發，來溫哥華只是在一家不大的藥廠做藥品配方。在來了六七年後，她找到了在一家西人開的制藥企業做部門經理的工作，收入也正常了。因為經常參加一些行業的會議，工作的選擇機會大多了，現在倒是老板擔心她跳槽，還給她配股份。
　　更多的人則面臨轉行的選擇。一位在國內做電器行業的博士轉行做了銷售。他不願公開姓名，因為他覺得低就“丟人”。他一來溫哥華就知道自己很難在主流公司找到專業工作，他說：“我的英文達不到那個程度。”轉行做了銷售後，他做得非常好。但大才小用的遺憾，總是在他心中揮之不去。他本來不打算在溫哥華久留，但住下後，就愛上了這個城市，轉行是對現實的妥協。
　　下面是記者采寫的幾位華裔移民博士工作創業的故事，請讀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感悟。  
　　在溫哥華，移民來的博士在餐館洗碗，在小店收銀，或是當搬運工都被人們見怪不怪。有過此番經歷的博士在經過幾年奮鬥“上岸”後，感慨地說，要過上正常生活一般需要5年。剛來找工作時，要腳踏實地，生存第一。

找工作不提博士
　　Tony來溫哥華落地三天後就開始打工。因為他是朝鮮族，會韓國話，他去的是一家著名的韓國超市，工作是擺貨上架。他找工作時沒提自己是讀過博士，只說自己是大學畢業，技術移民來的。“我找工作一概不提博士，怕把別人嚇了，文憑太高人家不敢用。”他在日本做過超市經理，找工作就用這個資歷。

生活費要在當地掙
　　Tony為什麼不先找專業工作，而是一來就馬上打勞工？他告訴記者：“我有一個原則，就是到一個新地方，不用原來地方掙的錢當生活費，養家活口的錢要在新地方掙，所以不能坐等找專業工作。”
　　他是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一直當醫生，從普通的外科醫生，做到副主任醫師，從外科主任做到醫務科科長，專業道路一帆風順，是同期同學中晉級最快的。不安分的他覺得工作生活挑戰性不夠，希望到國外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他想到北美發展，當時沒遇到機會，有朋友介紹他到日本留學，他就以研修生的身份來到日本熊本大學留學，後來考取了該校的博士生，專業是分子病理。2004年，他移民來到加拿大。他說：“一來到溫哥華，我就感覺到這個城市是我後半輩子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就精神抖擻地投入到新生活中了，覺得自己沒有退路，唯有適應這片土地。”
　　Tony登陸一個月後就買房子了，用的是移民前掙的錢。他買的時機不錯，到現在房子升值不少。當時他那麼快買房，就是不想給自己退路。

重操手術刀希望渺茫
　　Tony在來溫哥華前，在網上已得知在加拿大移民難找專業工作了，到了溫哥華後，他參加了一個行內人士的找工作座談會，就更知道想做回醫生行業的困難了。他說，在當地做醫生前，必須先實習，實習的名額由省政府批，一年5個名額，實習完了，才有當醫生的可能性。他算了算，要重新做醫生至少要奮鬥五到六年，他覺得自己人到中年，也不想再讀很多年書重回專業工作了。
　　所以Tony希望在超市行業能夠有所發展。他雖是從最低的擺貨上架做起，但他自信有能力做更高的職位。他來溫哥華的頭兩年都在干超市。在第一家韓國超市，他工作一個月就給公司高層寫了建議書，提出了超市改進的意見。Tony說，他的建議得到了高層的重視，也使自己的頂頭上司感到壓力，在工作就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於是他離開了。第二份工作是另一家韓國超市，經歷與上一家大同小異。又在一家中國超市做了幾個月後，他打消了在超市行業發展的念頭。

成了語言學校校長
　　怎樣才能在溫哥華找到自己的出路？Tony一直在摸索。他和太太都是朝鮮族，會中文、韓文、日文、英文四種語言。開始是太太出去教韓國人中文。他們在韓國超市門口貼小廣告招生，一個月內就來了十幾個人。他們覺得這個市場有前景，於是Tony也一起教學生。開始時是到學生家，或是讓學生來自己家教學生，後來隨學生的增多他們開始籌備開學校。今年夏天，他們在溫哥華西區開了自己的語言學校，教韓國人、日本人學中文，教中國人學日文。剛開了兩個月，學生已達80多人。Tony喜歡這份工作，說：“我打算一直干下去了。”如果發展順利，他將在西溫或北溫開分校。
　　回顧自己這幾年走過的路，Tony感到滿意。他說，高學歷在溫哥華找工作一定要心態好。如果本專業的工作難找，可以嘗試做其他事情。他說：“新移民在加拿大發展有個規律，3年就適應當地生活了，4年工作生活就上軌道了，5年就可以過正常生活了。”所以他忠告新來的移民朋友，在加拿大生活，不可有不實際的想法。踏踏實實地努力，一定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

開店不忘專業
　　蔔樂泉在他開的壽司店工作時，像一個地道的小餐館老板。戴帽子，系圍裙，滿臉笑容。他也送外賣，做服務員，東西壞了自己修修補補。來加拿大開壽司店，是他四五年前辭去電器公司的高薪職位，以博士學歷技術移民加拿大時未曾想到的。
      他願意對新移民朋友們分享的經驗是“來到加拿大，要忘掉自己是博士。”
　　開始時，他以為憑自己在日本的化學博士學歷，夏普子公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的資歷，找到技術工作應該不困難。本來是雄心勃勃，誰知找了一段時間都沒有找到，加拿大的就業市場與他們想像的反差很大。他們是一家三口移民來的，夫妻倆帶一個女兒。剛落地一個月，妻子懷孕了，反應很厲害，這時想反悔再回日本或中國都暫時不可能了。用了一陣子積蓄，蔔樂泉開始出來打工。
　　博士找工作有什麼特點？蔔樂泉說，大學本科畢業生出來工作是尋找鍛煉的機會；碩士找工作是找獨當一面的位置；博士在讀書時，老師只給幾句話，就可以從頭至尾做一個課題。博士要做的工作，應該能夠發揮博士的水平。來到加拿大，他發現市場上沒有適合自己的位置，只好先設法謀生養家。他說：“生存第一。”
　　蔔樂泉先是找了一份送貨的工作，沒說自己是博士，只說自己是技術移民來的。他開貨車，也搬貨。後來，他自己買了輛卡車，開了自己的小貨運公司，這樣干了一年多。
　　後來，有機會買下在Alderbridge夾三號路的順壽司店，做起了餐館老板。
　　餐館不大，符合他的要求。他創業的原則是：“一是不要貪大，不要怕小，先干起來再說。二是摸石頭過河，邊做邊摸索經驗。”他的目標也不大，“最基本的目標就是別賠了。”
　　蔔樂泉頭腦清楚，做事認真，又有在日本10年的生活經驗，開的壽司店很地道，生意不錯。他干一行，愛一行，在開壽司店的過程中也找到了滿足感。
　　他的太太又生了一個女兒，家裡有四口人了。一家人要吃飯，需要穩定的的經濟來源才感到踏實。蔔樂泉覺得在溫哥華生活，一定要現實，因為生活是實實在在的。

想重返專業工作
　　但蔔樂泉的心裡總會有一點兒遺憾。“我學了20多年，出過書，獲過獎。腦子裡的東西不應該浪費。”他學的是應用有機化學，搞的是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研究。他研究的機能性色素，可以用於制藥、診斷檢測、印染等方面。他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專業工作，學有所用。“即使是做義工也好。”他說。
　　回顧移民前後的經歷，不論是做研究員，還是做搬運工，或是做小老板，蔔樂泉覺得“做什麼都要盡自己最大努力。”他開搬運公司時最多時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如果不是全力以赴，不可能達到最佳程度，人能達到的極限也是不斷提高的。就像100米短跑運動員開始時最佳成績是10秒，拼命努力下次達到11秒。慢跑則水平永遠無法提高。”他說。

拋妻棄女為圓夢
擁有博士學位的高學歷人士，通常給人的第一感覺是知識淵博、秀外慧中、氣宇軒昂。開口滔滔不絕，行事則深謀遠慮。這樣的人，他們來到加拿大后，會怎樣開始他們的移民生涯呢？他們的移民生活，會有與眾不同之處嗎？

      與記者面對面而坐的趙林（Leon），不善言談，卻字字珠璣。
      Leon是個化學博士，在南京藥學院讀的大學，浙江大學讀的碩士研究生。碩士畢業后留校工作，過了幾年教書育人的日子。他形容那段日子“有點‘閑云野鶴’的味道，有課則上，沒課就看看書，與朋友下圍棋，生活愜意卻似乎缺少點什么。”
      后來，Leon明白了，他感覺那時的生活有點“混日子”的意思，他從小的理想是做個科學家，是要不斷地發明創造，是要過每天有創新、有不同的生活。于是在女朋友的支持下，他發奮考托福(TOEFL)，廣發信件聯系學校，終于在1993年被美國的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化學系錄取，攻讀化學博士的學位。
      在讀書期間，Leon和女朋友結了婚。婚后的Leon一心撲在學業上，感覺生活“甜蜜而充實”。但其實那時候的生活是比較辛苦的，讀博士的獎學金有限，除了繳納學費外，余下的錢供兩個人的生活真的不夠，所以Leon自己課余去餐館打點零工、送送PIZZA外，妻子也需要出去打工賺錢，貼補家用。“我正是那種人們所說的‘PhD’呢，既攻讀博士學位（Doctor of Philosophy），同時還是‘Pizza & Hotdog Delivery’。”Leon很開心地說。
      Leon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他坦言很喜歡那段時間的生活，除了上課外，他把很多的時間花在實驗室里，不僅完成了高水平的畢業論文，還同導師和其他同學一起，完成了兩個學校的重點課題，在專業雜志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妻子也為他高興，并一心期盼他畢業后，找一份專業工作，結束窮學生的苦日子，開始中產階級的生活。
      可是Leon找工作的心情，沒有妻子那么急迫。他喜歡芝加哥大學實驗室的環境和學術氣氛，所以拿到博士學位后，他繼續留在導師的實驗室里做博士后的研究，同時也發出了一些求職信，還辦理了加拿大的技術移民申請。
      做博士后研究不到一年，Leon就進入美國西雅圖一家很大的化工公司工作，做新產品的技術開發，年薪可觀。然后，他們買了房子，換了新車，女兒也出世了，生活好像是上了“軌道”。
      這樣“幸福”的生活過了四年，Leon又感到了“Boring(無聊)。”日出而起、日落而歸；工作穩定，生活富足；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可是Leon覺得這種生活，與他當年在浙江大學的日子太相似了，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在十年奮斗后，又回到原點：“按部就班、一潭死水。”Leon形容道。
      一個讓Leon的生活出現轉折的“機會”，不期而至。
      西雅圖的公司為Leon一家辦的美國綠卡，遲遲沒有下文，而Leon自己申請的加拿大移民卻有了結果，他和妻子都很高興，在一個周末，他們一家開車子，北上來到加拿大邊境處登陸（landing），拿到了加拿大的楓葉卡，成為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有了楓葉卡，對Leon的妻子來說，是多了一個選擇，當他們拿不到美國的綠卡時，他們可以來加拿大定居；對Leon來說，這就是一個機會，一個機遇，一個開始實現理想的契機。經過深思熟慮后，Leon跟妻子商量，想辭掉現在的工作，北上溫哥華，開公司，干一番事業。妻子堅決不同意，無奈之下，Leon和妻子離婚，賣掉了房子，（沒有了Leon的高薪還房貸，妻子一人工作供不起房），將大部分的錢留給前妻和女兒，帶不多的存款和一個行李箱，一個人來到了溫哥華。
      Leon在溫哥華生活的目的很明確，開一個化工技術公司，開發新技術產品，將自己所學知識的轉化為可用的產品，既服務社會，也體現自己的價值。很快地，Leon在本拿比的一個小型工業區租到了實驗室，置辦了儀器設備，心無旁騖地干起來。
      轉眼之間，Leon來溫哥華已經四年多了，憑過硬的技術和周到的服務，他的公司接到了越來越多的訂單。回顧辦公司所走過的路，第一年基本是貼錢出房租、買藥品；第二年還是要貼錢，但有了少量的訂單，可以支付買藥品的費用；第三年已經有了一點點的盈余，能給自己發工資了；第四年，公司的業務有了很大的發展，Leon一個人已經應付不過來了，于是雇了一個員工，雖說是兼職的（part time），但這意味Leon成了老板，有了自己的企業。
      “博士學位對我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榮譽，不如說是一種動力。讀了那么多的書后，就感覺不能滿足現狀，要時時挑戰自己，要讓自己的人生不白活。”Leon這樣總結自己的移民生活。而且他還向記者透露，他已經有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她也有博士學位。
      追求不平庸的人生，這顯示了Leon博士對生活的熱愛、對事業的執。

不蒸饅頭
為“蒸”氣
      來自北京的楊博士，談起自己的移民生活，有一點點惆悵。
      楊博士拿的是北京農業大學的林學博士學位，九十年代末作為中國國家教委派出的訪問學者，在卑詩大學工作了兩年，之后返回北京農業大學工作。
      按部就班地，楊博士提了副教授，半分配、半購買地擁有了住房，妻子也在學校的圖書館工作，生活也過得不錯。“可當時在北農大，雖然人人稱呼我楊博士，但我卻是個‘土博士’，在學校的各項待遇，特別是科研條件，比起那些在國外拿學位的‘洋博士’們，差得很遠。還有，雖然我在啟蒙時受的教育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可現在的潮流卻是‘知識越多越敢動’。也許是受潮流影響，也許是年輕氣盛，當有一次系里把一個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申請到的課題，讓一個‘洋博士’當課題領頭人時，我一氣之下，移民來了加拿大。”楊博士語氣平靜地說。
      不蒸饅頭“蒸”（爭）口氣的楊博士，在溫哥華開始了他的移民生活。
雖然擁有博士學位，雖然卑詩省擁有大片的林木，但作為林學博士的他，要找到相應的專業工作，非常困難。一年后，楊博士不得不去社區大學讀了個為期七個月的電工技術課程，勉勉強強地在朋友的介紹下，進了一家電子工廠工作，得以養家糊口。
      在電子工廠工作的楊博士，可謂“身在曹營心在漢”，并不能安心工作，也無法安心工作——低廉的時薪、幾乎是體力的工作，讓他不敢跟同事和上司講他的博士學位，也不忍心看妻子和兒子在周末買菜時，“分分必較”的樣子。所以，他一邊工作，一邊不懈怠地找工作。
      一年多前，楊博士進了卑詩大學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做起了博士后的研究，合同期為兩年。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起早貪黑，異常努力，希望在兩年的合同期滿后，能夠延期，或是留在研究室里當助教。但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不太可能。雖然他的導師——也就是課題組的老板，對他的工作成績很滿意，但課題組的經費有限，只能雇他兩年；要想當助教呢，得有職位空缺才行，沒有空缺，你空有一身本事，也無法如愿。
      當記者向楊博士問起擁有博士學位的感覺時，楊博士思索了一會兒，回答說：“我認為讀太多的書，讓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都有些僵化，或者說容易形成一個定式。在學術研究的象牙塔里呆得太久了，適應社會急劇變化的能力比較弱。”
      不知楊博士私底下是否會后悔當初的負氣出走，因為他留在國內的同事和同學們的生活現狀，都比他好很多。當博士后研究的合同期滿后，楊博士是會回去當電工、并繼續尋找專業工作呢？還是回流北京去做教授？對此，楊博士現在也很難做出抉擇，他坦言這需要和妻子和孩子商量，看來楊博士的移民之路要如何走下去，現在還充滿了變數。

Tony在他開的東亞語言學院辦公室。

蔔樂泉在日本宣讀論文的會場。

在溫哥華，一些新移民不得不做低薪的藍領工作，以養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