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提前返鄉的民工，都攜帶大包小包前往火車站。
2008年末的寒冬，四川平昌縣的60多個失業民工，騎着由三輪車改成的“大篷車”隊，挈婦將雛，經廣東、湖南、貴州、重慶等地，行程約6000多里返回四川老家。當大篷車隊回到故鄉時，他們因為蓬頭垢面，差點沒被故鄉人認出來。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這些失業民工重新打理並恢復到遠遊之前的生活。
這些失業民工決定回家是在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輪車碼頭上，秦江仁聽老鄉說，欠他薪資的老闆自殺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有錢人都堅持不下去，我們還呆在這幹嘛？”
據《南方周末》報道，秦江仁打工所在地廣東省汕頭市貴嶼鎮，被稱作中國最大的電子垃圾集散地。在過去的近四年裏，他和妻子李惠瓊依賴分解、運輸電子垃圾中的塑膠賺了近三萬元。
從2008年9月20日開始，碼頭上就已經很少有生意。秦江仁是一名三輪車駕駛員。每天靠給各工廠拉塑膠原料賺錢，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拉個五六車。而他妻子李惠瓊則每天用打火機點燃塑膠聞氣味，區分哪些塑膠適合做凳子，哪些又適合做手機外殼或者瓶子、杯子。
一舉三得的提議
去年10月初，碼頭上徹底沒了生意，妻子也失業了。往日為了搶奪客戶而爭得面紅耳赤的三輪車手，開始因為百無聊賴而變得和睦。“看來沒指望了。”收工的時候，秦江仁對同村的秦洪說。
秦洪提議再等等看，“往年也有淡季旺季，也許最近碰上了淡季”。但是“等等看”得花錢。全家三口一天吃飯至少得20元，連水都要花錢——早在十年前，貴嶼就已經沒有人敢喝地下水了，一桶50公斤重的自來水要1.5元。
回到大約6平方米的出租房，秦江仁決定“裁員”，讓兒子先回去，但遭到兒子毫不猶豫的拒絕。
秦江仁的兒子秦錫軍初中輟學，是在貴嶼成長的，土地以及故鄉對於他沒有任何吸引力，“我想在城裏，我不會種地”。但最終他沒有熬過父親。在多次討要零花錢失敗後，秦錫軍改口討了路費，帶女朋友——一個河南女孩回四川平昌縣元山鎮八村了。
2008年10月25日，平昌籍的二十多個三輪車手聚到一起，開了一個小會。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見，分歧在於2009年還回不回貴嶼。如果年後不來了，意味必須帶走出租房裏所有的東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煤氣罐、鍋碗瓢盆、被子、衣服、電視機、自行車，這些簡單的傢具總是有的。
“我開年不來了。”元山鎮九村的浦清升說。他被老鄉公認為“見多識廣”，平昌籍的三輪車手和湖南或者貴州的發生糾紛，也都是他出面協調。他的判斷以及決定，在老鄉中有絕對的影響力。當然最關鍵的是，街上的人越來越少，幾乎沒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裏。
秦江仁2005年2月到貴嶼，當初做過一段時間的拆卸工，在一排人工做的烤爐上，把電器元件的電路板上的錫烤化，然後取下來，一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三個月後，浦清升給他介紹了開三輪車的工作，到碼頭上拉貨，要比干拆卸自由，賺得也多。
這輛後來駕駛6000里回家的三輪車，是秦江仁當年花了3000元在一家維修點買的組裝貨：掛斑駁綠漆的車頭，像砍下不久的樹枝，沒有時速錶、油錶，鏽跡斑斑的三角架、鏽跡斑斑的車廂，只有110馬力的新發動機，依然反射誘人的銀光。
平昌縣的三輪車手們幾乎都開和秦江仁類似的組裝車。沒有牌照，但是便宜，正規廠家的三輪車得要一萬多元。當他們開過會後，女人們開始賣東西和買東西。賣的，是這幾年在貴嶼添置的傢具；買的，則是返鄉帶給家裏老人和孩子的衣物，男人們開始去排隊購買車票，並聯繫下家，出售三輪車。
浦清升和秦江仁找到了一個廢品收購站。對方說得按廢鐵的價格，一輛車就300元。這顯然是一個不能接受的價格。三輪車久久找不到下家，而賣傢具的女人們也遲遲下不了狠心。從2008年9月民工返鄉潮開始，就有當地人開汽車，到民工居住區收購各種傢具。一輛自行車10元，電視機15元，煤氣灶6元。女人們覺得太便宜了，“他們知道我們要回家，所以故意壓價”。
但返鄉的大巴車票價在一路飆升，2008年8月的時候380元一張，後來賣到了400、450、500元，並且很難買到。去年12月29日最新的行情是漲到了520元。“干脆我們把三輪車騎回去。”有人提議，並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至少看起來“一舉三得”：家裏最大的財產三輪車，可以騎回去；捨不得的傢具、幫朋友帶的東西可以拉上，車票也省下了。
一個都不能少
12月29日下午，有19戶參加了會議。會議選舉浦清升當返鄉三輪車隊的隊長。有人提議車隊叫“回鄉團”，並且頭車要掛一面旗幟，但大家覺得絕大部分是黑車，“太招搖會給車隊惹來麻煩”，否決了這個提議。
從一開始，大家就說過不能把任何一輛車丟在路上。
在浦清升他們的計劃中，2008年11月10日是出發的日子，男人們喝啤酒，決定用之後的10天為這一路所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做準備。
“每輛車多準備了三個內胎，一套軸承。這些東西，肯定是要在路上換的。”秦江仁說。最重要的環節，是給三輪車裝上雨篷，因為女人小孩得一路坐在車裏。負責給18輛車安裝雨篷的是維修點的一個學徒，平昌縣靈山鎮人，16歲，姓伍，所有人都叫他小弟。
騎三輪 穿州過省
小弟的叔叔伍雲國也失業了，聽說有一大群老鄉要騎三輪車回家，趕緊趕過來問，能不能帶上他們。
“我侄子會修車。你們車隊裏缺一個修車的吧？”伍雲國很會談判。車隊自此擁有了一個專業的技師。女人們則開始打包、裝車，盡可能把行李平擺整齊，以保證最上層鋪上被子，晚上可以安臥。
車廂吱吱呀呀地叫喚，秦江仁根據車胎的下陷判斷，可能有250多公斤。
車隊安排的導航員，是初中畢業的秦雄，29歲，頭腦靈活，是車隊中不多的能看懂地圖的人。出發前一個月他買了一本《中國地圖》，在斑斕的色塊中，找到了經廣東、入湖南、越貴州、翻重慶回四川平昌縣的道路。
萬事俱備的當口，秦洪以及靈山鎮的另外兩戶突然退出了，因為薪水仍然沒有領到，他們決定再等。秦江仁的出租房，是出發當天早上退的。房租一個月100元，交到了年底，現在提前走了，房東也不會退。夫妻倆覺得心疼。房東轉了一圈，拿鑰匙走了，往年春節回家，他還會說一聲“明年再見”。
三輪車踩響之後，秦江仁回頭看了一眼這個低矮的平房。
前面有一塊房頂是下陷的，幾乎隨時會砸下來。他突然意識到過去三年裏，他生活在一個十分危險的空間裏。2008年11月10日早上8時秦江仁的三輪車到了仙馬村的菜市場前，那裏是隊伍約好的出發匯聚點，以前李惠瓊每個星期，都會到那裏買菜。
附近菜市場的一些商販，多是四川老鄉，前去送行。有人送來水果，有人搬來純淨水。“老鄉們都說我們了不起，連我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英雄。”伍雲國是最後到達出發點的。
車開得很慢，並且總熄火，小弟坐在車廂裏一直喊小心小心。
“我發誓，伍雲國他絕對沒有開過三輪車。”秦雄說：“有人擔心伍雲國這一路會拖累大家。但隊長浦清升說，從一開始大家就說過不能把任何一輛車丟在路上，我們更不能還沒上路就把伍雲國丟下。”
11月10日上午10時車隊出發了。浦清升打頭，秦雄收尾，16輛車在道路拐彎處臃腫地扭曲。那天沒有風沒有雨，陽光也不強烈，車況也很好。沒有警察來盤問。這曾經是車隊最擔心的問題，因為幾乎都是黑車，大家曾擔心也許車隊還沒有離開貴嶼，就已經全部被交警扣下了。
上路後他們發現自己多慮了。走到一些堵車的十字路口，交警甚至會優先讓他們通過。一路上，每輛車的車距維持在三五米左右。出了貴嶼城區，收尾車上秦雄的妻子突然喊，“有狗跟我們”。
狗是貴州人的狗。貴州人是撿破爛的，上個月就回老家了，狗留了下來，把三輪車手當成了新的主人。車隊以20公里的時速，沿324國道——四年前，他們一家就是乘坐大巴走這條路抵達汕頭的——一路向西，向平昌縣蜿蜒。
秦江仁後來說，從貴嶼出發後，他的心情就非常複雜，有返鄉的欣喜，有失業的忐忑。他們為這個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時間，突然之間這個城市再也不能養活他們。“我們是逃難的。”秦江仁說，沒有人能猜到前面的6000多里有什麼在等他們，甚至大家不清楚故鄉有什麼在等自己。
秦江仁的兒子秦錫軍回家後，給秦江仁打過一個電話。家裏沒有米，是附近的鄰居每家給了一點。家裏的房子漏雨，三年來無人照看，秦錫軍和女友只好擠在村裏小學老師的宿舍裏。
11月10日下午5時車隊快到陸豐時，伍雲國的發動機燒了。隊長浦清升決定就在陸豐過夜。這是大篷車隊6000里歸途的第一個夜晚。車隊停靠在一個加油站旁，夫妻倆一起出行的，都擠在車上，如果還帶小孩，男人只能在公路上打地鋪。睡覺的時候有人發現，黑狗不見了。這是車隊的第一次減員。
陌生的家
依照計劃，車隊每天天黑則歇，天亮則行。因為除了領頭車外，其他大篷車都沒有大燈。但第一日，因為伍雲國的發動機燒了，耽誤了一個多小時。伍雲國後來承認，他的確不太懂騎三輪，為了回家，應急以幾乎白撿的低價買了一輛貨三輪，並臨時突擊學習了一下駕駛。
後來6000多里的駕程證明，伍雲國成為了車隊的“麻煩製造者”。
幾乎每天都因為他的車出現問題，耽誤車隊的行程。但車隊裏唯一會修車的小弟是伍雲國的侄子，這是一個有趣的平衡。小弟善良、熱心，他總是猴子一樣出現在需要修理的三輪車前。車隊進了湖南之後，差不多每過三四個小時就有車拋錨。小弟成了車隊裏最受歡迎的人。
仰仗侄子，伍雲國花了600多元在陸豐淘到一個匹配的發動機，不久就把車修好了。600元讓伍雲國心疼了一陣子。
睡覺的時候他對小弟說，真該坐大巴回去。但這個時候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次日上午9時，車到惠州博羅。秦雄正要給領頭的浦清升電話商量是不是該吃飯了，就看到他前面的伍雲國歪歪扭扭地從車隊裏衝出去，刮到了一輛黑色的豐田，豐田的後車門上多了一條近半米刮痕。
交警很快就來了，問公了還是私了。伍雲國還在猶豫，交警補充說，公了得關半個月。“私了私了。”伍雲國趕緊回答。
他在身上摸煙，什麼都沒有摸到。反而是豐田車主掏出了煙遞給交警和伍雲國。“豐田車主是個好人，自始至終沒有罵我們一句。”秦雄說。
三個小時後，伍雲國和豐田車談妥，給人家賠了1500元後，車隊重新上路了。
才走了半個多小時，打頭的浦清升又看到路邊一個交警示意車隊停下，浦清升趕緊堆笑臉停下了車，一分多鐘後浦清升很興奮地往後邊喊，跟上跟上。車隊又滿腹狐疑地啟動了。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交警其實是特意給他們帶路的。
過去的一個多月裏，已經有好幾支返鄉“大篷車隊”經過這裏，但凡走錯了路，交警就會開警車把車隊帶回正確的道路上。和車隊分手的時候，交警甚至到路邊的小店買了兩件純淨水分給了大家。秦江仁說：“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交警。”
隊長出走
2008年11月11日是車隊一路上最困難的一天，當日上午伍雲國發生交通糾紛，下午又發生了隊長浦清升出走事件。
在羅浮山一帶的一個岔路口，導航員和隊長產生了分歧。
浦清升相信自己的經驗，“我每年都要坐大巴走這一路。”但秦雄相信自己的地圖，堅持隊長這一次記錯路了。
隊長浦清升試圖用影響力結束爭執，直接踩響了發動機，“相信我的跟我走”。
當時，浦清升轟了兩下油門，可並沒有其他的發動機回應他，後面靜悄悄的。他的發動機撲騰撲騰的很孤獨，“我當時覺得沒面子，又覺得很委屈。”
浦清升索性一個人往北走了。秦江仁說，那天下午另外14輛車主在隊長和導航員之間選擇了支持後者，實際是出於對知識的崇拜，“文化人方能看懂地圖”。
推車過2000米高雪峰
返鄉車隊一路往北，背心、毛衣不斷加上。11月16日、17日車隊進入湖南境內的時候，碰上了雨天。司機們全身都濕透了。儘管有雨棚，但車廂裏的女人和孩子們仍然得把自己包在泛濕氣的被子裏。
所倖的是，一路上只遇上了這兩個壞天氣。但不幸的是，這兩個糟糕的雨天恰好碰上了最糟糕的路段——雪峰山。雪峰山因山頂長年積雪而得名，主峰蘇寶頂，海拔1934米。17日上午9時車隊到了山腳下，在一個四川老鄉開的餐館裏吃飯。老鄉瞟一眼門口花花綠綠的大篷車篤定地說，“你們的車過不去”。秦江仁沿公路的走向，往山頂望了一眼，但霧把老鄉所描述的陡峭包裹了起來。車隊裏沒有人當回事。從廣東往北，車隊翻過一些陡峭的山。他們已經有了經驗，有山就讓女人們下車推。
開餐館的老鄉最後沒有收他們錢，“你們要是過去了，就是給四川人紮起了(四川方言，即長面子)。”行至山腰，秦江仁的離合片壞了，車子不能制動。秦江仁開始下車拉，李惠瓊在後面推。因為總是需要下車推車，李惠瓊的鞋在過廣州的時候就已經破了。
“山上很冷。”這是二十多天後秦江仁唯一能回憶到的當時的細節，“我長這麼大從沒吃過這樣的苦。”看到其他車一輛輛超過自己，妻子說要不把車扔了吧。秦江仁沒回答。要不扔一些東西吧，妻子又說。最終從車廂里拉出水桶，隨後兩個碗，一個小鐵錘也被翻了出來，還有弟弟在貴嶼塞給的礦泉水，也被放到了路邊。
“扔的這些東西其實不到10斤。但一下就覺得車變輕了。”秦江仁說。在雪峰山上，秦江仁第一次感覺到“力竭”是如此真實。扔掉的那不到5公斤東西儘管少，但恰好是他心理的體力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這種“力竭”感一路上伴隨每一個人。後來這些車手們承認，幾乎每天都有人打退堂鼓，嘟囔把車扔了坐大巴回去。“也就說說而已，半路上放棄，這賬怎麼算。”秦江仁說。
他們已經被旅程所綁架。這種綁架既是經濟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每次一有人提起放棄時，總會有人說，已經吃了這麼多苦，錢也已經花了這麼多。——離家越近，他們被回鄉之路綁架得越緊。他們下山已經是當晚7時。秦江仁下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給後面的秦洪他們電話，千萬不要走東線。
陌生的家
浦清升、秦江仁他們的大篷車隊，一路省了不少過路費。碰到收費站，隊長浦清升就會衝小屋子裏的人喊：我們是逃難的。11月22日車隊到達重慶市區後，伍雲國的車最後一次壞了。這一次因為配件的欠缺車隊耽誤了整整三天。浦清升竭力維持隊伍最後的團結。無聊的時候，男人們也曾去重慶市區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活幹，但是連棒棒們都說，生意很冷清了。11月25日車隊正式解散。車隊裏剩余的15輛車，三三兩兩地走了。過去的三天，剩余的15輛堅持了“不丟下一輛車的”承諾，在馬路邊露宿了三天，等待小弟修好伍雲國的車。
以前他們也曾等待過。但是家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麼近過。11月27日9時秦江仁和秦雄走到了平昌縣縣城的大橋頭。橋頭一個巨大的看板上寫，歡迎家鄉打工的親人回家。秦江仁的鄰居、村裏代課的教師賈德生說：“第一眼看到他，我還以為是外地到我們這裏來逃難的。”
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元，並且三輪車剛回到家裏就壞了。但來不及怨艾，他必須重新打理並恢復到自己遠遊之前的生活。日前秦江仁找到賈德生，想提前收回租給後者的一畝多地，否則明年一家人將沒有吃的。讓秦江仁煩惱的還是兒子。秦錫軍聲稱2009年無論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呢？秦江仁也不知道。
6000里返鄉路，“大篷車”隊日夜兼程，終於在17天後返回家鄉。
由於企業倒閉，很多失業民工至今都沒有拿到拖欠薪資。圖為工人在廠門追討欠薪，露出無奈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