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在網絡上討論最熱的話題之一，就是加國的醫療體制。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樂意與醫院打交道，但生命有限，誰也不可避免。一些與加國醫院打過交道的華裔移民，深領一個“慢”字。看急診要等幾個小時，動手術要等好幾個月，一個看起來很簡單的病痛，處理起來扯皮扯得沒完沒了。有人說，加國的醫院有點像中國過去得公費醫療，不愁費用，但效率低得像官僚機構。有些華人得病，索性飛回中國去治療，他們戲稱為“逼上梁山”。

本報記者

    在加拿大生活的華裔，經常聽說有人得癌癥回中國去治了，有人回中國動手術了。這些人因為不願等待太長的時間耽誤病情，寧可放棄這裡的免費手術，回國花錢去治。據報道，為了及時手術，在加拿大，還出現了每年推薦60多名西方病人到印度進行手術治療的“觀光手術公司。”

    記者問及的華裔移民對急診的意見最大。靜女士的兒子運動時摔了一跤，胳膊上帶着冰茬流着血去看急診，結果等了3個小時才終於看了醫生。張先生的女兒肚子疼了去看急診，等了很久才見到醫生，這時她的肚子已經不痛了。

    英聯邦基金近年曾對加拿大、美國、英國、荷蘭、紐西蘭、澳洲及德國等7個先進國家的12000名民眾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加拿大民眾動手術或看醫生等候時間太長，最有可能跑急診室。

    在接受調查的加拿大人中，只有22%的病人稱，他們可以在當天見到醫生。30%的病人稱，他們至少要等上6天才能見到醫生。此一比例在接受調查的其他國家中最高。15%非緊急手術的病人說，他們必須等6個月或更長才能接受手術。 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他們很難在夜間或週末、假日找到醫生看病。

    根據這項調查研究，加拿大慢性病患者被誤診或開錯藥的比例為28%，在接受調查的7個國家中，僅低於美國。

余先生：疝氣愈治愈疼

    工傷手術後1年多過去了，余先生的腹部疼痛依然，他告訴記者說：“比手術前還要疼。”因為是工傷，余先生面臨的問題比普通病人復雜得多，既有醫院，還有工傷賠償局、家庭醫生、康復中心。他不懂英語，每次就醫，還要找人幫忙翻譯。

    來自中國東北的余先生今年58歲。他告訴記者，來加拿大4年了，原來在唐人街的一家公司開貨車，裝卸貨物時受傷，被擠出小腸疝氣，在工傷賠償局的安排下，他到一所醫院動手術，手術後，小腸疝氣雖然沒有了，但腹部卻一直像針扎一樣疼。

    余先生說，他去年5月30日受的工傷，7月27日動的手術。手術後非常疼痛，只能平躺，不能翻身。“手術後比手術前還疼。”他說。醫生只開了三天的藥。他在手術後，去復查了三次，分別是8月16日，9月6日，9月20日。手術和復查的是同一個醫生。“醫生都說沒事。第三次去復診時醫生說‘你完全好了，可以上班了。’”當時余先生的女兒陪他一起去的，女兒讓醫生把“完全康復可以上班了”的話寫在本子上，醫生不肯。對於余先生的疼痛，醫生說，工傷好了就不必開藥了，也不用開假條了。

    因為疼痛不止，余先生只好去看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告訴他，自己也做過小腸疝氣手術，痛了10個月才好。他建議余先生不要着急，讓傷慢慢恢復。

    余先生聽了醫生的建議，回家好好養。但10個月過去了，腹部還一直疼。他需要自己不斷買止痛藥止痛。因為痛得受不了，就想查查肚子裡面的情況。2007年，他去做了X光檢查，家庭醫生看了結果，又打電話問了手術醫生，然後告訴他情況正常，需要鍛煉身體。余先生疼得不能動，一動就渾身冒汗。余先生在2008年5月3日，又去做了B超。B超結果出來後，做B超的醫生說：“手術有問題。”家庭醫生看了說：“有點小問題，但不能確定。”他把余先生轉到一家醫院的疝氣科檢查，醫生查過後說，疝氣沒有了。余先生告訴他，肚子裡面疼。醫生說，我們只查疝氣，疼痛要轉疼痛科。等了兩個月，還沒安排好，余先生的女兒找工傷賠償局安排，工傷賠償局又為他們安排去一家康復中心的疼痛科。

    余先生本以為這個疼痛科馬上可以治療他的疼痛，但按訂好的時間去康復中心疼痛科時，迎接他的不是治療，而還是一場檢查，來了4個醫生，其中有1個是心理醫生。真正有效的治療他不知要等多久。

    本報曾以電郵方式向工傷賠償局求證，至截稿為止還沒有得到回覆。

Jessica：急診看了4小時

    Jessica來加拿大還不到4年，幾乎沒怎麼跟醫院打過交道。前不久的一個星期天，她女兒喉嚨疼得厲害，幾乎失音了，還發低燒，因為家庭醫生星期天不上班，於是她第一次帶女兒去醫院看急診。

　　他們下午2點來到醫院，看到前面等候的人不多，只有兩個人，心想應該很快。不久，有醫院的員工請他們出示醫保卡，他們忘帶卡了，但是帶來了卡號，雖然他們發現醫保卡上的名字寫錯了，但只是讓他們以後去改，並不耽誤看病。這個環節只用了幾分鐘。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5點鐘，Jessica的女兒才可以進去看病。她以為一會兒就好了，但女兒好久都沒出來，她往診室探頭探腦，看到女兒在躺着等。

　　因為他們早餐吃得晚，所以沒吃午餐就來醫院了，想着看完病就去吃，誰知等了一個下午，她餓得直發慌。Jessica趁着女兒進了診室，趕緊去買點吃的墊肚子。好容易在附近找到一間小咖啡室，買點熱飲料喝下去，才定下神來。女兒看好病出來時，已經是下午6點鐘。

　　女兒告訴Jessica，醫生給她驗了血。Jessica看了開的藥，也就是普通的抗生素。她說：“好在我女兒沒什麼大毛病，如果真有什麼事，基本上就完蛋了。”

　　Jessica的車停在醫院的停車場，每小時2.5元，4個小時下來，用掉了10元。Jessica說：“以後朋友要是去看急診，我會建議他們到附近找免費停車場。”

Jennifer：生孩子有贊有彈

    也有對加拿大的醫療系統非常欣賞的。中國移民Jennifer說，她的婆婆得了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長期住在醫院裡，護士照顧得很好。

    在加拿大的醫院生孩子，被照顧得怎麼樣？有一位女士抱怨說，在中國生孩子，可以提早住院，但在加拿大，肚子已經很痛了還讓回家等待；因為她是順產，只住一天院就叫她回家了，要是在中國，可以住7天院，她感覺不被重視。但去年才生雙胞胎的文女士則說，她生小孩前和住院時，都受到很好的照顧。因為她是高齡產婦，懷的還是雙胞胎，懷孕時，家庭醫生就安排她見遺傳病專家，見了兩次，談得非常詳細。因為她血糖有點高，家庭醫生又安排她看了糖尿病專家。她告訴記者，她生孩子時，做的是剖腹產，手術時間不到半個小時。因為生的是雙胞胎，她住院住的是單間，丈夫也可一起住，住了4天院。她對住院時醫生護士的服務非常滿意，對醫院免費提供的食物也滿意，說：“冷的熱的都有，有類似中餐的東西，也有熱湯。”她也看到鄰居的西人女士生完孩子就喝帶冰塊的飲料，但冷熱飲品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醫療體制應徹底改革

    最近，加拿大醫學會(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會長羅伯特(Robert Ouellet)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說，加拿大目前的醫療系統漏洞百出，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隻有進行徹底改革，拋棄單一的公有制醫療制度，將加拿大的醫療制度“部分私有化”。 韋萊表示，雖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金錢，但醫療服務卻不能滿足需要，很多病人要等很長時間才能得到治療。

    韋萊建議加拿大借鑒歐洲的經驗，將私人診所作為病人的一種選擇和公有醫療系統的補充。他表示，私人診所和醫院的存在，可減輕公費醫院的負擔，提高他們的效率。

三番檢查驚魂魄

    楊女士其實已經不算新移民了，來自哈爾濱的她，移民加拿大已經8年，前6年都生活在多倫多，2年前才隨着丈夫工作單位的更換，來到溫哥華。

    然而，一場前不久發生在楊女士身上的就醫風波，讓這個一直過着平靜生活的家庭，一下子變得充滿了愁云慘霧、驚悸不已。

    五個月前，她聯系了醫生，要求做乳房的健康檢查(Mammogram)。按照約定的時間，楊女士在上午8點去那間診所做了檢查，從等待、到檢查，總共大約用去了40分鐘的時間。做完檢查的二十多天后，她差不多都快忘記了檢查這回事了，卻收到了一封來自卑詩省癌癥協會（BC Cancer Agency）的來信，告知她說，她的乳房檢查結果表明，她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而且這封來信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明，需要進一步做檢查并不表明她患了癌癥；做進一步檢查的，患癌癥的比例只有多少多少……等等，這是楊女士人生中第一次把癌癥與自己聯系到了一起，她完全驚呆了，不知道該怎么辦，人也變得恍恍惚惚的。

    楊女士又按照信中的指示，電話預約了第二次檢查的時間和診所，這一次是用超聲波（Ultrasound）作檢查，預約在兩周后的一個上午。

    在等待第二次檢查的這二個星期里，楊女士看起來和常人一樣上班、下班，送孩子上學，給家人做飯，但內心里經受着難言的折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到底有沒有毛病，如果有毛病，可治還是不可治。每天吃不香、睡不寧，而且也明顯地感覺到丈夫的心里也有壓力。

    第二次的檢查，楊女士婉拒了丈夫的陪同，還是獨自前往，這次的診所就在第一次檢查診所的同一條街上，只隔了兩個路口。等候十分鐘、檢查二十分鐘，楊女士被告知回去等結果，檢查結論由家庭醫生通知本人。

    楊女士夫婦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來了癌癥協會的又一封來信，這封信也是在檢查后的三個星期左右收到的。該信的意思還是說楊女士需要再做一次檢查，信的措辭與上一封差不多，但對楊女士來說不啻是一紙“判決書”：這不是進一步說明，她的身體確實有毛病嗎?這個時候的楊女士，已經從擔心變成了灰心，從害怕變成了恐懼，她對自己的生命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在想着自己離世后，孩子們怎么辦？這個家怎么辦？

    在丈夫的幫助和催促下，楊女士電話預約了第三次檢查，這個檢查定在一個星期后，還是第二次去的那家診所，所做的檢查是穿刺提取“病變組織”，然后做“切片病理”檢查。這次楊女士沒有拒絕丈夫的陪同，她已經有意無意地放棄了任何拿主意的事，一切交由丈夫處理。

    不過，在診所里，丈夫只能等在候診室里，楊女士必須獨自進行檢查。這個檢查由一名醫生和一位護士配合進行，醫生寒暄過后，聚精會神地工作，年輕的女護士則一直握着楊女士的手，并溫柔地撫摸，為她減輕痛苦，舒緩她的緊張情緒。

    約莫5分鐘后，醫生提取好了“病變組織”，隨即用超聲波儀再對她的乳房進行檢查，并且對楊女士說，“你的檢查結束了，你沒事了。”楊女士立即問道：“我沒事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醫生指着超聲儀的顯示屏解釋說，“你看，原來檢查顯示有陰影的地方，現在沒有了，所謂的‘病變組織’被我抽出來了，陰影沒有了，說明這些組織沒有病變，更沒有問題。當然我們還是會對這些組織進行‘切片’分析，分析報告兩個星期后通知你的家庭醫生。”

    走出檢查室的楊女士，面對丈夫焦慮的眼神，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一場虛驚就此結束。

    現在時隔兩個月，楊女士談起這件事情，仍有一點“心有余悸”的感覺，她覺得這種“誤診”和“誤判”的情形，令人很難接受，而且誤診后，不能馬上安排確診，還要等上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再確診，讓尋醫者有等着“判刑”、度日如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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