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應以愛國家為先，然后才可能是党。民眾正是以自己對國家建設良好的愿景，确定哪個党更能代表他的意愿，然后才會選擇他所認同的党派。
最近在本專欄就中國政制改革寫了若干想法，一位MMQM的讀者在給我的留言中這樣表示：“看過你的几篇文章，感覺你就是為了反對共產党而在不懈的努力，如你有時間，可以研究一下為什麼很多喜歡共產党而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
筆者确實搞不清楚這位讀者所說的“很多人喜歡共產党而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中的“很多人”究竟有多少人？政党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如果很多人喜歡這個政治的產物，卻不帶有政治目的，這很多人算什麼？是盲從。盲從的結果是什麼？是党叫反右就反右，党叫打砸搶就打砸搶，党叫你整人你就去整人。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十年浩劫，誰害了中國？不是共產党，正是這“很多的人”，這中間包括了那些在天安門廣場被毛澤東接見喊著“万歲！万歲！万万歲！”的年輕人，每天習慣了“早請示”“晚回報”的父輩，以及當時還在牙牙學語的我們。這才是我們應該反省的。
民眾与党的關系是什麼呢？國民應以愛國家為先，然后才可能是党。每個政党的建立，都是以治理國家為目的的。政党有綱領，稱之為党綱。党綱是党向民眾下達的契約，它將承諾給予民眾一個怎樣的國家，民眾正是以自己對國家建設良好的愿景，确定哪個党更能代表他的意愿，然后才會選擇他所認同的党派。所以，熱愛党，怎麼可能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呢？
周末与一位來自香港的評論家飲茶，閒談到批評中國的話題，這位評論家說，現在在香港或者在海外的評論家，反而不及國內的評論家有思想，不及他們說話大膽，措辭尖銳，原因是香港以及海外的評論家習慣自我審查，他們的評論觀跳离了中國民眾，只在乎中共怎樣看自己，自然而然，說話就帶有“党腔”，而非“民腔”。
這位評論家只講對了一半。其實，海外的評論家除了比國內的評論家膽小外，海外的憤青憤伯也遠比國內的憤青憤伯要激進盲目。譬如筆者批評中國政府的一些并非算標新立异的觀點，卻被海外讀者指著鼻子斥為“反党”，由此可見，中國要推動政治改革是件多麼艱難的事情。
好在，今日的中國，思想家還沒有絕种，媒体的良心也沒有死去。譬如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區政府為了阻止因強制拆遷導致的“民告官”，聘下區內所有律師，以此要求律師們不得再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傅達林隨即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挾公權以令律師”的抨擊：在國家的法律語境中，為弱勢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本是政府的職責和義務，政府這樣切斷弱者維權的法律“臍帶”，就能維持地方的長久穩定嗎？得不到法律援助的公民就會一直甘愿在權力的陰霾下忍辱負重嗎？
好在，敢言的傅達林并沒有被打壓為反党分子，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廣州市委政法委書記張桂芳日前在整治交通秩序動員會上建議對違章行人、行車進行嚴懲。“最好罰他一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這樣就沒有人敢再違章了。”殷國安在《東方早報》中除了質問位高權重的張書記政府的失職該如何嚴懲？殷國安還諷刺張書記是“屁股指揮腦袋”，并建議張書記最好能當紀委書記，當他對腐敗分子滿腔憤怒時，也許就會說：“最好貪污一万判一年，受賄二十万判死刑，這樣就沒有人敢再腐敗了。”
好在，說市委政法委書記是“屁股指揮腦袋”的小小評論員也沒有被戴上反党的帽子，中國應該是有希望的。
林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