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海濤

    多倫多大學社區工作專業助理教授Izumi Sakamoto博士和几位華裔同事，在專門針對來自大陸的中國新移民精神健康問題進行的研究中發現，生活落差問題、就業問題、語言問題，令不少人第一次感到了經濟和生存的危机，心理壓力巨大，甚至不堪重負。

    多倫多西區醫院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划醫療主任馮溥倫在接受《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他們團隊的專題研究表明，新移民尤其是近年來從中國大陸移民來的新移民，面對各种壓力精神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已經非常普遍。

    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和傳統的原因，很多人對精神健康問題給予的是忽視和漠視，面對一些精神方面的病症，往往認為自己僅僅是性格問題，而沒有從病理方面尋求答案。且錯誤地將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混為一談，前者是需要巨額花費接受心理治療師的調理，后者則是作為加拿大永久居民可以享受的醫療福利，如果确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患者在醫院治療是屬于健康卡的支付的范圍。這對于華裔移民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醫療服務選擇。

有黑社會在追殺我

    兩年前，記者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一位居住在多倫多市中心的張先生稱自己多年來被黑社會無端騷扰、追殺，他報警多次竟然無人理睬。

    張先生原籍是福建，偷渡來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8年多了他還一直居住在租住的一間地下室內。由于市中心房屋歷史及久遠的緣故，室內散發著永遠不會散去的潮濕霉味。他表示几年來，一直有一幫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周圍出沒，不是偷他的自行車，就是跟蹤他。跟蹤的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每次都不同。記得有一次一個黑人跟著他走了很遠，他猛然回過頭質問對方：你為什麼跟著我。對方一惊遲疑一下就跑了。

    至于對方是什麼黑社會組織他也完全不知，只是表示他們人很多，且無處不在，除了跟蹤之外甚至連他曾經擁有過的一部汽車發動机都給搞坏了。按理張先生出身貧寒，以前在福建農村務農种地，偷渡來了之后語言存在問題，只有在唐人街靠擺攤賣菜為生，也從未得罪過任何人，除非是他隱瞞了什麼，不然實在找不出有人加害于他的理由。

    張先生曾經向所屬的多倫多警隊第14分局多次報警，因為語言問題每次也都很難講清楚，警方的答复他也是一知半解，總之他的感覺是警方漫不經心，要他自己小心。記得當時14分局一位警員表示，張先生報告的案情都是缺少很多要素，要麼沒有嫌疑人的任何特征資料，要麼就是沒有實質性的東西，或者說很牽強。比如他有一次報案稱，有人到他的住址要強行進入檢查，實際上經過調查是市政公司應房東的要求，來做一些例行檢查工作，他以為是有人害他就報了警。還有一次有人路過他的窗前，往里面看了一眼，他認為是有人監視他也報了警。諸如此類發生很多次，很多無法查證，因此警方也是哭笑不得。

    記者后來和同事分析，他們覺得可能是張先生一直生活不順，導致心理壓力過大，又將自己的种种不順遭遇強行聯系起來，得出一种遭到迫害的結論。

老公的健身教練在監視我

    另一位來自上海的王女士，6年前以結婚的方式來到加拿大。她在報料的時候聲稱她發現了老公的婚外情。根据王女士的敘述，她是在几年前和這位西人丈夫在一個酒吧里認識，結婚移民多倫多之后丈夫就經常去健身房鍛煉，新女友也就是他的健身教練。

    据王女士介紹，丈夫每天晚上都回來，也從不出去，只是常常利用白天和女友約會。記者問她如何知道他白天約會，她表示每天中午上班吃飯時間他就不接電話，因此一定是約會了。隨后她又講了很多丈夫和她吵架的細節，比如說她經常追問那個女教練是怎麼訓練他的，用了什麼姿勢等，丈夫始終避而不答。她覺得一對男女在健身中穿那麼少，你摸摸我，我扶扶你，能做出什麼好事來？

    王女士在陳述中突然向記者表示：“丈夫的女友有遙控監視能力，我在屋里干什麼她知道。”她回憶說，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家里床上看小說，翻到第二頁的時候讀到小說中有一個名字，和丈夫健身教練的名字一樣，恰恰就在這時那個女教練就打來電話，問他丈夫在家嗎。

    記者問這中間有什麼內在聯系，她表示女教練打電話就是想說明，我知道你看到我的名字了，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監控之中。記者听到這句話，就馬上意識到記者再次遇到了一個妄想症的人。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記者的熱線電話每周都會接到類似的故事。一般來說，打電話進來求助的人，不是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是不會輕易向人訴說的。但听到一些類似這樣荒唐的邏輯和讓人苦笑的故事，記者甚為同情卻又深感無奈，為什麼我們的同胞在精神空間里多了那麼多折磨，到底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新移民壓力精神過大

    多倫多大學社區工作專業助理教授Izumi Sakamoto博士和几位華裔同事，在2004至2005年專門針對來自大陸的中國新移民精神健康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選擇了移民時間在4到10年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一些人原來有專中國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到了加拿大卻無法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大部分從事一些簡單的体力勞動。因一部分回流中國，一部分人則心理健康受到損傷。

    研究發現就業問題是處于移民早期階段（4到10年）最大的壓力，尤其是移民3年以上還找不到專業工作，壓力最為明顯。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在本地重新上學，才會有找回專業工作的可能，但年齡和家庭的負擔也是其中一個主要障礙。就業問題使他們很多人人生第一次感到了經濟和生存的危机，心理壓力巨大，甚至不堪重負。

    其次就是語言問題，多倫多作為一個特殊的城市，對于大陸新移民來說，英語不好是一個問題，粵語不好竟然也成了問題，這在北美主要移民城市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早期華裔移民多來自香港，他們制造了大量就業机會，大陸移民要求進入這個同是華人的圈子，不會粵語也很難找到工作。感到自己既像個啞巴又像個瞎子，交流竟然成為生存的障礙。

    由此帶來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落差感”和精神健康。在調查中，他們很容易從被訪者的口中听到“落差”、“迷失自我”、“沒面子”、“沒希望”、“浪費生命”等消极詞匯來形容自己的移民生活。他們普遍認為打工（体力工作）是很羞恥的，主要是他們以前在中國大部分從事的都是研究、管理等方面的專業工作，在社會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從管理者到“民工”兩者對比形成巨大的落差感。

    面對這些問題，大陸新移民在使用社會資源的時候也存在一定的偏差，那就是就業咨詢的社工往往忙得不可開交，但負責對新移民心理幫助的社工卻相當清閒。結果造成一种新移民不需要心理咨詢的假象，從而使這一服務更加削弱。究其原因，完全是文化差异所致。中國人有家丑不可外揚的祖訓，同時也有愛面子的傳統。怎麼可以對一個陌生人說自己的難言之隱，怎麼可以承認自己心理有病。況且對于精神上存在問題的人來說，大多數是不愿意面對或承認這一事實的。

為華人服務的精神科醫生

   《加拿大都市報》之前曾報道過4年前自殺的新移民耿朝暉家庭現狀的故事，提及部分新移民精神狀態不佳和精神疾病的困扰，但如果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費用較高，大部分人無力承擔，因此都頗感無奈。

    多倫多西區醫院的精神健康臨床治療師楊堅博士看到這篇報道，就馬上打電話過來表示西區醫院早就有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划，而且在去年11月又增添了一個思覺失調早期干預計划，專門針對華裔人士。臨床主任和臨床治療師都是華人，可以流利使用國語的就有3人，這個項目還是居民健康卡支付的范疇，因此對大陸新移民的精神健康一定會有很大幫助。

    我們通常所說的精神病，是從英文原名psychosis翻譯而來。目前國際比較流行的稱呼是思覺失調。楊堅解釋psychosis 指的是由大腦机能失調而產生的心理异常狀況，主要涉及到感知覺和思維的异常。精神病一詞易使人聯想到一种疾病，思覺失調意味著一种狀況，它可能是一种在心理壓力下的急性反應。另外，思覺失調指一組症狀群，不代表某一具体的疾病，可能為一些不同診斷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病情發作的表現。此外，精神病一詞常會帶給負面的印象，思覺失調僅表示思維和知覺則是人腦的功能，功能的失調一方面是一個很可以接受的病理現象，而失調的功能可以經過治療有望得到調整。因此，思覺失調較之精神病不僅更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其英文原意和病理特征，對患者的心理壓力也會小一些。

    思覺失調可發生于任何人，病變部位在大腦，表現為各心理層面和過程的异常。移民适應過程中的各种壓力以及缺乏社會支持的環境，都可能触發思覺失調的發病。思覺失調會給患者和家人在心理上帶來巨大的沖擊，困惑和痛苦。早期以藥物，心理治療，社會支持，康复技術及家庭心理教育技術進行全面，系統和人性化的干預可使患者得到很好的康复。延誤治療則會使治療難度增大，最終可能導致慢性精神疾病。

    安省衛生廳之所以設立這個專門針對華人的精神健康計划，就是考慮到飛速增長的華裔人群以及他們面臨的困扰。但是華裔新移民通常不愿意面對自己的思覺存在問題這一現實，往往是把一些病態歸罪于性格。“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是經常听到自我安慰的一句話。實際上精神疾病也屬于醫學上的疾病，只是它的病變部位在大腦而不在軀体，這并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

    据楊堅介紹，這個計划自去年11月開展以來，患者并不是很多。楊堅表示，這并不是說明華裔精神健康不存在問題，而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醫療服務，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在飽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有的家庭每天爭吵不斷，甚至上升為暴力行為。有的孩子不愿意上學，不愿意寫作業，家長只是想到孩子偷懶。有的人經常想到上班就害怕，不愿意和人交往等。對此，華人可能不把這當作一种病態，這就是一种忽視，如果不加以早期干預治療，就有可能釀成大禍，耿朝暉的案例就比較典型。

承認“有病”太難

    在日常生活中，思覺失調存在的比例可以說是相當大的，比如記者在以往采訪中常遇到采訪對象表現出的幻听、幻視、幻触。還有各种妄想症狀，被害妄想、抑郁妄想（患者過分貶低自己的价值，此种妄想包含負罪妄想、疑病妄想、貧窮妄想等）、鐘情妄想（患者在沒有任何依据的情況下，認為某人愛上了他）、被控制妄想（患者認為自己的身体、思維、意識被某种外力控制住了）。

    還有一种在華人社區比較常見的一种妄想就是夸大妄想，患者認為自己聰明過人、認為自己是天才，這個社區、社會少了自己都不行。或者在名譽、地位、權勢上加以妄想，總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用。這种妄想症一定程度上使患者不能和社會融洽相處，總是做出一些引起公憤或者不滿的事情。但是患者個人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异常，也是滿腹怨气深感好心不得好報，常常鬧得很不開心，甚至釀成各种悲劇結尾。實際上這都是思覺失調的一种表現，只不過華裔新移民把一些病態歸結為社會競爭壓力大、家庭矛盾激化、夫妻感情淡漠等外因，能忍則忍，希望靠自己的功力去消化，這樣對身心健康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敢于承認、認識自己“有病”，是新移民需要跨越的一個巨大心理障礙。

    楊堅表示网絡上也有很多自我測試的題目，但是思覺失調有很多細分，比如說自殺傾向、憂郁症、個性測試、焦慮測試等十几种，他希望大家還是找專業醫生進行評估，不要輕易對號入座。這种測試不是儿戲，也不是网上十几分鐘就可以完成的，每個人的症狀不同，即使有上述個別症狀也不能說明真的有問題。醫生需要几個小時才可以斷定患者是否存在病態，接受什麼樣的治療。

    為了更好的說明，楊醫生還特意舉了几個病例，但是為了保護病人隱私，具体人物和細節有所改動。

患者A(中學生):

    2005年從中國大陸隨家人移居多倫多，學習成績中上。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差异，与本地同學在許多方面格格不入，有時還受到個別同學的取笑和羞辱。 在2007 年冬季期未考試前感到壓力很大，連續几夜通宵失眠。導致上課時注意力難以集中。同時并發思緒紊亂、情緒不穩、焦慮不安等症狀。對周圍的人敏感多疑，進而發展到害怕遭人謀害。后來經住院治療一周，情緒逐漸穩定才出院回家休息，但患者仍然害怕去人多的場合和學校，家人為此也憂心重重。思覺失調早期干預計划團隊對他進行了專業評估，形成全面和詳盡的治療計划和方案，通過精心治療，六個月后患者症狀完全消失，目前在學校适應頗佳，各科成績优异。

患者B(中年男國移):

     2004 年与其妻子和兩個幼童移居多倫多，生意失敗后心情焦燥不安，連夜失眠，并怀疑有人要謀害自己及家人，因此高度緊張，并打電話報警。后來由于恐懼無法上班，在經濟壓力下產生抑郁情緒，對人生絕望，多次出現強烈的輕生念頭和擬定計划。由于不懂英語，患者不知到何處尋求幫助。后得到華裔心理專業人員的及時幫助，包括危机干預及隨之而來的藥物，心理治療及社會支持（醫院幫助患者向政府申請到供給全家的每月生活費用及病殘基金）等。隨著治療使病情逐漸改善，數月后恢复正常，現正常上班已有三年。

    楊堅醫生希望通過這些實例想說明，患者不用擔心醫療費用、生活壓力（條件符合者可以得到政府補助），治愈后醫院方面還有特殊的渠道，整合本地西人社會資源，幫助患者安排就業。這個就業系統是早已存在的福利系統，用人公司和政府間有密切合作，幫助病愈的患者和正常人有同樣的就業環境和權利，并為之保密。

    他這個早期干預項目主要是開展公眾教育，促進華裔新移民對思覺失調的早期識別。進而對有需要的新移民進行評估、診斷，制定有效的治療方案。向患者及家人提供心理健康及康复教育，也提供所需藥物和心理治療。同時還与社區其他組織有廣泛的聯系，幫助新移民合理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使患者能夠克服生活上的困難。協助患者參与技能訓練以達成其生活目標，幫助患者找到所需要的資源和服務。

    根据以往的經驗，很多患者來了之后發現和他們想象的醫院不太一樣。醫患雙方完全是朋友式的談心，楊堅表示很多時候就是坐在咖啡館里聊天。他表示，大多數患者都是對人生感到絕望才看醫生，到了之后才發現人生還有那麼多种選擇，于是心情就豁然開朗。

    當然享受這一服務也需要有一定的條件，楊堅表示這個項目主要是針對思覺失調早期發病的患者，或者說是首次就診的患者，或者接受其他治療時間不到一年的。患者的年齡在16至45歲之間，要求居住在多倫多。該項目治療服務期限最長為三年。如有需要，他們在患者离開本服務之前，會幫助他們尋找其它方面的服務。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患者本人或家屬可以直接和他們聯系，電話是416－603－5349，地址在多倫多西區醫院（Toronro Western Hospital），他們將在48小時之內予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