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起來難以置信，在加國，不懂法的法盲移民，竟然与警察對著干，結果是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令自己陷入僵局，嚴重影響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這樣的故事雖然匪夷所思，卻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記者   李海濤

    根据加拿大統計局本周二公布的數据顯示，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有相當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場所使用母語。數据令社區擔憂的是，新移民無法融入本地生活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其實，根据記者以往的采訪發現，很多新移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除了語言這個最大的障礙之外，有很多問題是由不懂法律所引起的。他們在原居地本來是個知法守法者，但人在加拿大，卻不知不覺淪為法盲。一些看似十分完備和全面的社團服務，對法律的普及往往是隔三差五、蜻蜓點水式的花架子，無法保證新移民對法律有正确的認識和理解，致使在生活中往往自陷僵局。而政府也沒有意識到新移民的語言障礙，阻礙了他們對法律的了解，社團組織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做到這一點，這個空白由誰填補呢？

法盲鬧“革命” 有理變無理

     居住在多倫多東區華埠的劉先生是一位來自福建的老移民，那幢被他稱之為“家”的半獨立屋也有近十年的歷史。劉先生的鄰居是一位白人老婦。鑒于語言的原因，這麼多年來雙方很少打交道，也一直相安無事。后來因為一道柵欄的問題，劉先生被赶得有家不能回。

    据劉先生介紹，劉家与白人老婦家的后院一直沒有柵欄相隔，去年鄰居老婦人在后院兩家的邊界上豎起了一道柵欄。剛開工時，柵欄的起點是在后牆的中間，但等到建成后，劉先生才發現柵欄越走越歪，已躍過中線伸進他家的院子內。

    本來，發生這樣的事情，劉先生完全可以通過投訴，或者借助法律，控告對方并要求他的鄰居拆除柵欄。可惜劉先生并沒有這麼做，他覺得自己是真理在握的一方，對方應該無條件立刻拆除違規建筑。劉先生認為，只要他和對方理論明白就行了，完全沒有鬧上法庭的必要。

    于是他放棄了訴訟，放棄了自己的權利，開始自己動手“鬧革命”。劉先生几乎不會什麼英語，也就和對面的鄰居說不上太多的道理，面對堵在心口的這道柵欄，他只要趁對方不在，就用力去試圖推倒柵欄，此外還不時向牆外扔一些雜物，想讓對方感受到他的憤怒。按照劉先生的思維，他認為這樣鬧一鬧，鄰居一定會知難而退，將柵欄拆掉。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劉先生的這些舉動引至這位白人鄰居的极大恐懼，她立刻聯絡了附近的鄰居，守候在家中，等到劉先生再次發難的時候，几位鄰居目睹了一切，而這些都成了鄰居報警的絕好證人。沒過几天，劉先生就被所在區局的警員帶走了，由于情節輕微，警方并沒有對他作出任何處理，白人鄰居的律師在劉先生被釋放回來之后，希望和劉先生簽訂一個和平協議，其中一條就是不能再接近這位女鄰居。

    劉先生天真地以為這就是個簡簡單單的和平協議，也不知道其中一條是禁止他靠近對方，因此就簽了協議。隨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還時不時地站在柵欄邊上，不時凝望對方的院子若有所思。几天后，鄰居再次報警，聲稱他越過柵欄闖入她家后院，而且還有監控錄像為證。警員再次把劉先生帶走，除了控告他私闖他人物業之外，還違反了和平協議。這次警方為了保證鄰居的安全，給他簽發了一個新的禁止令，那就是不許他再回到自己的家中。

    即使到了這一步，劉先生仍然覺得自己沒有做錯什麼。明明是鄰居占了自己的地，到頭來卻鬧得有家難回，每天在親屬朋友家四處游走，白天在咖啡館里度日。令人惊訝的是，隨后的几個月里，他連續被警方拘捕多次，原因都是因為有鄰居看到他違反禁止令回到家中，几宗案子的出庭時間，前后相連交錯，接下來的日子，劉先生估計會在庭審中度過。

    劉先生在和記者交談的時候，他還堅稱沒有回過家，都是白人鄰居串通其他鄰居誣告他，想把他赶出那條街。記者問他有沒有證人證明那段時間他在做什麼時，劉先生似乎很有道理地告訴記者，案發時他在咖啡店里，沒有人認識他，所以沒有人作證。

    當劉先生的女儿勸他找律師為自己辯護時，他卻固執地認為，本來是對方的錯，自己是冤枉的，要自己說。問題是，不諳英語，不懂法律的他，又怎麼能將道理說得清楚呢？

    劉先生說他要找媒体，因為他堅信媒体可以幫助他，可以為他申冤。記者一再向他解釋，媒体僅僅起報道的作用，加拿大有獨立的司法体系，誰有罪誰冤枉，法官將根据證据來判斷，何況在劉先生所述的事實和違反禁止令行為上來看，他處于劣勢，不找律師辯護而找記者，完全是錯誤的舉動。

以“自殺”相威脅 虧了自己賠了老公

    另一宗案子如果放在中國，听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在加拿大卻合情合理。

    孫女士和丈夫結婚近十年了，雖說不是雙方的首次婚姻，但兩個人感情融洽，打打鬧鬧的十分親熱。按照孫女士的話說，有點像年輕人那麼浪漫，要是在興頭上甚至還要超過一點。

    今年1月的時候，他們兩口和往常一樣在街頭散步，雙方在交談過程中突然發生了小小的意見分歧，至于什麼原因，到底雙方推扯的動作有多大，孫女士沒有向記者描述得十分清晰。總之，最終的結果是她當街大哭，雙方的臉上都有傷痕。即使如此，在孫女士的眼中，這不過是平時生活片段的一個重現，如果在家里雙方的動作幅度可能會更大。但此刻，他們是在大街上，附近的路人看到他們的這般舉動，毫不遲疑地報了警。

    孫女士回憶說，當時呼啦啦來了4、5部警車，把現場全部封鎖，開始她也十分惊訝，認為現場什麼都沒發生，警察來干嘛？好像是有了惊天大案一樣。不料警察卻徑直向他們走來，簡單的詢問之后，就把丈夫銬上并要帶走。此時，孫女士才感到事情嚴重，她覺得太冤枉了，家里的私事關別人什麼事儿呢？難道也要鬧得惊天動地的。后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一旦被帶走，一時半會儿回不了家了，于是她就對警察說：“你們帶他去哪儿，我也就去哪儿，反正我也不認路。”

    無奈之下，警察將他們一并帶回警局，但是僅僅拘捕了丈夫，沒有拘捕她。在警局之內，孫女士還一直試圖和警員解釋丈夫并沒有打她，也不會控告丈夫。警員則表示，有證人指控他打人已經足夠了，不需要孫女士作證亦可。看到警員執意要關押丈夫，她就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表示如果警察堅持不放人她就不走了，她要死在警察局里。

    据孫女士介紹，警察一听她要死在警察局，馬上追問她：“你准備怎麼死？”

    她回答：“自殺。”

    警察又追問：“你臉上的傷痕是誰打的？”

    她擔心警察把這筆帳又算到丈夫頭上，就表示：“我自己打的。”

    警察問：“你經常自己打自己嗎？”

    她回答：“是。”

    警察又問：“你常常想要自殺嗎？”

    她以為警察怕了，就堅決地回答：“是。”

    警察問完話，作好記錄，几名警員立刻給她戴上手銬，以她有自殺傾向為名，押往精神病院進行檢查。在經過5個多小時的檢查之后，折騰了一天的孫女士終于通過診斷表明，她的精神沒有問題。她表示，加拿大不是有言論自由嗎？我說說想自殺都不行？這還不如中國自由呢！

    回到家中不久的孫女士立刻透過《加拿大都市報》報料熱線找到記者，她希望記者可以和她一同前往警局將丈夫接回來。記者根据過往采訪的經驗告訴孫女士，她的丈夫必需有人擔保才能出來，記者還告訴她，即使她先生放出來了，警方可能也會頒布禁止令，暫時禁止她先生回家住。孫女士一點也不相信，以為是記者推托之詞不想幫她忙。

    之后，記者与孫女士母女一起前往警局，英文十分流暢的女儿向警員講述了母親的要求。但警員經過查詢之后表示，探員已經決定當晚將其父親關押在警局之內，第二天一早就會去法庭過堂，到時候再說保釋的事情。

    女儿擔心父親的身体健康，也采取了母親的方式，表示警察不放人的話她就不會离開警局。母親一听女儿口出此言，立刻聯想到白天自己的遭遇，馬上勸女儿千万不要班門弄斧，搞不好娘倆還要去精神病醫院走一遭，那才叫個冤枉。

移民應懂法 補課未為晚

    從以上兩宗案例可以看出來，新移民無論移民的時間長短，除了堅持使用母語之外，還都生活在原有的觀念和法律意識之中。當他們的感覺和法律相抵触的時候，經常會按照自己的主觀感受，以自認為正确的方法去行事。誠然，他們的做法放在中國來說，多多少少會有一定的作用，不過對于熟悉和固守法律的當地居民和警察來說，這些舉動顯然是無法理解的違法行為。

    試圖和警察說理，是很多華裔新移民面對警察時的第一個反應。新移民經常犯的錯誤，是把自認為合理的行為，和對方不合理的行為告訴警察，說服警察相信自己。和警察理論的結果，不但不會幫助自己減輕責任，往往會因在理論過程中的一些不當、沖動的舉動，而招致新的罪名或者怀疑，比如孫女士被送進精神病院作診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一些新移民不相信法律的效力，因為語言的問題也懼怕介入官司之中。他們相信加拿大的司法執行進程緩慢，不如自己解決來得快，還有巨額的律師費用，往往也成為新移民通過法律解決糾紛的心理門檻。華裔律師楊如意表示，實際上加拿大的法律是一种十分具有效力和科學的框架，對于問題的處理和評判是合理的。新移民往往由于文化傳統的差异，對于法律和自己行為有不同的解讀，造成一种誤會。

    加拿大本地居民普法的教育包含在學校教育之中，居民的法律意識也相對很高，因此政府對于普法并不非常看重。因為這完全是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達到的，不需要大規模的全國普法。政府也設立了法律匯總网站，居民如有需要，自己就可以上网查閱，以及配套的法律援助网絡，使居民接触法律變得非常簡單和方便。

自解法規易出錯 普通教育待加強

    俗話說入鄉隨俗，連“俗”都要隨，更何況法呢？其實，新移民不懂法，也不能完全歸罪于移民本身。目前服務新移民的社團不下上百，其服務項目還都局限在安家、辦證、招工、語言的基礎上，很少有很留意到對新移民的普法培訓。新移民對于法律的了解途徑，僅僅是通過媒体一個個孤立的案例和自己生活經歷，來掌握一些支离破碎的法律概念，導致學法的過程可能要窮盡一生才會有所了解。

    一位新移民的母親，上周曾經致電記者詢問有關《青少年法》的問題，她表示女儿越來越大，交友和生活已經超出了她所能控制的范圍，隨時都有違法的可能。目前她已經不能擔保女儿不會違法了，現在就是擔心女儿在不到18歲以前違法的話，她有沒有連帶責任。她曾經問了几個社團組織都沒有回信，也曾經問律師，律師表示只有出了事他們才會根据個案分析，律師沒有普法的義務。

    由此可以看到一個現象，社區里不少社團在關注新移民吃喝拉撒的同時，卻忽視了新移民對法律的理解。那麼多花花綠綠的小冊子里，講述了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卻沒有一個中文法律讀本，有的只是一些個別法律的片斷注釋。盡管很多人都認為自己這麼大歲數了，几十年都過來了，憑感覺都知道絕對不會輕易違法。話雖這樣說，每個人都知道殺人放火肯定是不行，但具体到一些細節的規定，相信不是每個人都能明白的。例如小小的肢体沖突，華裔可能就會認為沒啥，兩口子之間更要打是親罵是愛，只要大錯不犯就行。這些傳統的思維方式，往往將一個好端端的家庭所拆散。

    我們可以把考車、入籍的試題收集起來，翻譯成中文，教你如何過關考照拿身份，為什麼沒有人將加拿大一系列的法律翻譯成中文，因成小冊子發給新移民去參考呢？很簡單，因為考車、入籍可以成為一种生意去經營，普法則沒有利潤的閃光點。

    政府對于新移民的普法教育顯然不夠。首先是語言的障礙，很多人連簡單的英文文章都很難讀懂，更不要說上网翻閱措辭古怪的法律條文了；其次，原住國傳統習慣和法律觀念，多多少少還在控制著新移民的行為，很多時候違法也不知，雞蛋愣往石頭上碰。

    比如說，我們經常听別人提起，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單獨留在家中，并繪聲繪色講述很多鄰居報警，儿童保護組織把孩子帶走的案例。令不少華裔家長把孩子當成了包袱，夫妻二人被孩子牽著團團轉。這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在安省原來并沒有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單獨留在家中的法律規定，只要孩子可能料理自己的吃喝拉撒行為，知道在家中什麼行為是安全和适當的，就可以獨自在家。

    司法從業人員對此的解釋是，之所以不硬性規定年齡作為獨自在家的界限，是因為每個儿童的發育水平不同。比如，同樣是12歲的孩子，一個可能是小大人一般，什麼都可以自理，另一個可能連喝口水都會嗆著，安全常識全無。如果法律硬性規定12歲以上就可以獨自在家，就有點一刀切的嫌疑了。因此在執法過程中，如果遇到案例警員往往會對孩子做一些簡單的測驗，看其是否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是否具有基本的安全常識，如果孩子很懂事就沒有問題，所以說培養孩子的獨立能力是關鍵。

    類似這樣對法律的混亂理解相信還有很多案例，無一不說明華裔新移民對法律普及的需求是多麼的強烈。如果都像那位律師所稱的：等出了事再說。這樣是不是有些太晚呢？隨著華裔專業人士的增多，也隨著華人社團服務進一步的完善，希望早日可以看到這种法律普及服務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