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中筆會

    怎麼樣在加拿大活得——或者至少自我感覺像個主人？你可以積極參政議政，行使公民權利；你可以力爭更好的工作職位，鑽破玻璃天花板；你可以戒除中文傳媒視聽，把英語練得地道純粹，和洋人同事侃球侃股侃電影……而我的做法可能不那末高尚，卻肯定更切近主人的本義——去給洋人（此處定義為加拿大本地人）做房東。

    西方人肯定不理解，你給他講解他也不會同意——為什麼“東”就是主人？而東方人來到加拿大，本是客居，忽然搖身一變成了本地人的房東。我不曾問過房客作何感想，而作為房東的我，始而覺得這身份半是怪異，半是自豪；繼而想這種身份互換，主客易位，似乎寓意了什麼。還是東方文人習性，總想悟出某種道理來。

    1999年，已經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年，小有積蓄的我，決定買投資房出租。因為是小本投資，所以無論是管人還是管房，都需自己親力親為。下水前曾向在國內即已相識的律師栗鈞諮詢，他說：在安省做房東，你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應付麻煩了嗎？不容我多想，還是跳了下去。

    六年裏，我也曾通水道修廁所不辨其臭香；我也曾寒夜裏清積雪“挈婦將雛”全家忙；我也曾催房租討欠款對簿公堂上；我也曾見血跡聞槍聲彈洞後門牆……

    六年裏，我經手過的房子有八處，分租單元三十多個，“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打過交道的租客當在五六十人（家）。租客中全部是本地西人，竟無一例同胞。也許在兩三年後，我會達到“七十二家房客”之譜？房客中有大學教師，喜固守條文照章辦事卻頗多挑剔，難伺候。房客中有二對女同性戀一對男同性戀，他們相對更願意斂形息跡不招惹是非。房客中有販“藥”者，也有吸麻者，倒是供銷兩便，但最終有人引出流血衝突。最常見的是低收入普通租客，也在用力找工，卻收入時有時無，難以保證交租，別說按時，有時一拖數月，只好見官解決。

    曾聽說一位年輕的朋友，說要買幾座房，養一條大狼狗，每月牽狗收租，何其威風。殊不知此地人狗親善，洋人中鮮有怕狗者。就是他不交租，你真敢放狗咬嗎？不怕吃官司？準備用幾個月的房租賠償？又聽說一中年漢子，曾以一把大剪刀勇鬥搶他便利店的歹徒，其一家人就是三座黑鐵塔，討租時鐵塔堵門，欠租者無不服軟。

    我雖有狗，卻從不帶狗收租。我雖無鐵塔體魄，卻略具法律知識，在此略顯出文人本色了。其實就是栗律師講的，安省有一部租客保護法，社會同情弱者，故法律偏袒租客。既然要在安省做房東，你就先要準備為房客服務，準備房客浪費資源（水、電、煤氣）而不過於心疼，準備迎接各種房客有理無理、正理歪理、有意無意、善意惡意製造的各式麻煩。底線是仍然有錢賺，其量與麻煩相比仍然值得，還有你的心理、精力和體力仍然承受得起。

    房客有好有壞。套用一句托爾斯泰的話：好的房客都差不多一樣好，不好的房客各有各的不好。若為寫文章而歸納一下，可分為三型。一是積累欠租遷居隱遁型（較常見）；二是雖不欠租（或少欠）行為乖張型；三是先欠租後糾纏攆都不走型。或許這第三種是我遇到的特例，未成類型。試一一舉例道來。

    司考特是我初入此行時遇到的硬釘子。他禿頂，面帶凶相，獨身帶一女兒生活。幫我買房的洋經紀見過他一面，便說此人不是善主，避之為宜。第一個月他便提出種種更新要求，稱不修就搬走。我說你搬走好了，搬空才好修。他從此先一個月交一半租，繼而不交租。我登門時，他或避而不見，或剛“過癮”畢，迷糊不能作答，後來竟誣我私闖偷窺她女兒洗澡，虧那女孩尚有良心，不肯作證。如此過了三四個月，按照法律，我給他十四天通知，或交錢或搬出。到期他置之不理，我按法律告到安省租房法庭，開庭日期待三周以後。庭上他喋喋大講我的不是，法官打斷他，只問你欠租是不是事實？我尚一言未發，他已敗訴，判他十天內或交清欠租，或搬出，即使搬出也仍欠款並加利息。十天後，無動靜，我再按法律到安省法院執行辦，交錢申請執行。幾天後，法院將告示貼到他門前，以一周為限，或交錢，或封門。司考特的過人之處，就是真沉得住氣，還是不動。到執行那天，我和妻子一早到他門前，見數條漢子聚在門外，妻子怕事，說先躲開吧，於是我們停車在百米以外的路口，只敢遠觀，不敢近前。一會兒手機響了，法院執行官問我在何處？這才敢到門前，原來那些人是來幫司考特搬家的。執行官問我，是現在封門還是讓他搬完？我再問方知，即使馬上封門那些傢俱也是他的，我須允許他以後再搬。於是同意延期封門，這一下就等到了晚上。晚九點，我與執行官再次見面，那邊廂仍在挑燈搬家。執行管厲聲催促，司考特一言不發，我一邊動手換裝新鎖。等到人去屋空，我鎖上一片狼藉的房間時，已近深夜。讀者不難算出，從十四天通知起至執行日止，即使一天不拖也已過去了兩個月，加上通知前他已欠之租，這損失起碼是三個月租金。司考特此一別，如泥牛入海。我雖有法庭判決他補交欠款兩千多元的一紙文書，找不到他也是無奈。後來我找了一家討賬公司，據說是若討到，他們收百分之四十，聽起來好過全賠。

    一晃過了兩年，我已把此事完全忘在腦後。忽一日在某商店門外，一禿頭迎面而來，問我是否還是某址房東，竟是司考特。他說討債人找到了他，問我肯不肯私了，他付我部分欠款，我通知討債公司銷案。我順嘴說可以，拿回多少都是白撿，何必讓討債公司漁利。中國人的習性！中國文人的迂腐！我問他電話，他說將給我打來。此一巧遇，是我與司考特的最後一面。事後苦笑自責，吃過如此苦頭，怎麼還相信他呢？事情還不算完，幾天後接到討債公司電話，說司考特已找到，準備採取法律行動，讓我交起訴費300餘元。我問交了錢就能保證要回錢嗎？答曰誰也不能保證。那就算了吧，別讓我“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了（語出京劇《杜鵑山》）。此一樁公案，終以司考特脫身我認賠告終。後來此類事續有發生，雖不再像司考特那樣堅持到最後一分鐘，但吃虧的總是房東。我都以“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能忍自安”自慰，倒也心態平和。說得好些，這是老莊思想；說得差些，這是阿Q精神。非中國人者，豈能領會此中奧妙？

    第二種類型沒有這麼曲折，卻是驚心動魄。一間地下室單元空了出來，我一邊裝修一邊登廣告招租。一對青年男女翩然而來，當場拍給我兩個月房租的現金，顯示絕無缺錢的問題。女子是空中小姐，經常往返東西兩岸，不常住；而男子克裏斯住本市，說不出正經職業。我一是看他付錢痛快，二是看小姐的職業穩定，故疏於審查，收了進來。住了一段後，有其他房客反映說克裏斯是賣“藥”的，即毒品販子，證據是她（另一房客）跟她買過。我也常見他訪客頻繁，來去匆匆。忽一日接到克裏斯的電話，說他被打了，讓我去看看。我趕到時，他剛剛從醫院包紮回來，頭上紗布滲血，面目青腫，指給我看牆上的血跡，凹陷的牆體和劈裂的門框，講述他經歷過的生死搏鬥。員警已經來過，他自稱與殺手素不相識。看著他的傷，我沒忍心讓他賠償房屋的損壞，只是安慰叮囑了幾句。第二次，又是他打電話來，說有人入室盜竊，偷走了他的現金，那正是他要交給我的房租。我到門前，員警正在現場取證。領頭的員警把我叫到屋外，說據勘查沒有跡象有人撬窗進屋，看來他報的是假案。員警還說克裏斯與我們是熟人，你明白這意思了吧？我說那女孩看來是好人，與他不是一路，員警說：判斷正確。那天女孩在一旁垂淚，說是要搬走。又過了一段，鄰居幾次反映克裏斯舉動異常，不堪其擾。終於又一次，克裏斯電話報告遭槍擊，我火速趕赴現場，再見警車當門。只見通往地下室單元的後門上有三個彈孔，一彈擊碎玻璃，二彈穿過窗下的鐵皮門體，其中一彈又洞穿了室內的廚櫃。槍擊發生時室內無人，槍手仍連開三槍以洩憤。克裏斯仍稱不知何人所為，但他第二天就匆匆搬走了。我當然不再要求它必須提前60天給我書面通知。鄰居從此安然。

     我與克裏斯也有重逢，不曾見面，卻是在報紙上。絕非巧合，卻是事理發展的必然。數月後當地報紙連續報導一場殺人命案的庭審過程，克裏斯捲入其中。在離我出租房不遠的另一公寓單元中，某晚進行了一場毒品批發交易，克裏斯和一同伴是交易的買方。那晚交易未成，槍戰驟起，一睡房單元中彈雨橫飛。克裏斯的同夥中彈喪生，而雙方的另三個人都入了獄。我只記住了這些過程，卻忘記了審判的結果，因為對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條經驗，對在金錢上過分痛快的年輕人該存點戒心，勿受誘惑。

     我自己在門上裝上一塊新玻璃，填補了鐵皮門和櫥櫃上的彈洞，凹處至今可見。手中幹這些活時，心中默念毛澤東詞《菩薩蠻 . 大柏地》：“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沒有那般領袖豪情，試改數字，不避佛頭著糞之嫌：“當日槍戰急，彈洞後門壁。能修不必換，省錢不難看。”

    我所經歷的多數欠租房客，都是利用法律的保護，最後欠租14天至90天不等，白住然後搬走，換個地方也許又開始新一輪迴圈。這麼幹不太光彩，卻實在省錢，很難說他們不聰明。我所遇到的唯一例外是米肖，她反其道而行之，看起來不聰明，卻搞得我一籌莫展。米肖自稱單身母親，卻與一位黑人男友同居，帶著三個孩子，在司考特住過的那個單元裏，連續住了四年半，直到我離去。前三年積累欠租不斷，後一年半與我纏鬥不休。她換過幾次工作，都是在公司裏做接電話或打字的文員，自以為通文墨，知法律，凡事都有書面檔。此人自以為是，不懂得看上級臉色，所以幾次失業。與男友也是時吵時鬥，時分時和。如此便造成了經濟困難，三年三十六個月，竟有三十四個月拖欠房租，最多時達三千以上。我們善待了她三年，給她提供些維修、清理工作而減收租金，耶誕節為她的孩子送禮物上門。但這樣的拖欠終須有個了結，所以在後一年半裏，我與她五次公堂相見。我至今記得，第一次開堂前她問我：“你以為你能贏嗎？”

      那次我們接受了庭外調解。她哭泣著乞求住下去，又向老闆借得一部分錢，換取我同意延期付清全部欠租。此後五個月裏，她千方百計，節衣縮食。當欠款即將付清時，她態度轉趨強硬，開始全線反攻。她的反攻戰略絕不同于司考特，而是同時致電市政府健康、建築標準、供水、消防和安省電力安全五個部門，要求他們各自上門檢查，齊挑這座房子的毛病。我找了個機會問她，既然房子如此不好，我這個房東又這樣不堪，何必不搬走換個好房、好房東？她先說，因為再也找不到這個價錢的四睡房。又說，她在這裏住了四年，這裏就是家，她永遠不搬。她就是要耗費我成千上萬的錢，讓我變成跟她一樣窮！

     檢察員一個接一個。或全無問題，或小改過關。只是最後一項建築標準檢查，涉及多方面，有些麻煩。牆體、門板有裂縫，窗玻璃破損，瓷磚有缺，地磚鬆動……其實窗玻璃在米肖搬進來之前並無缺裂；主臥室門嚴重損壞肯定是他二人打架所致；至於牆上的細微裂縫，那是五十年以上老房的常見現象，看房時所見甚多。我問檢察員，這座房與街上的多數房屋相比，是不是比一般更好的水平？答是。從現狀看，主臥室門因何損壞？答人力。儘管如此，但市法規規定，牆上不能有裂縫，別的房我不管，因為我無權進去。而且不管損壞責任為誰，市政府只能要求房主來修。你不修？市政府會雇人來修，由房主交錢。你不交？市政府會把錢加到地稅上。再不交？市政府可以拍賣你的房子！因為爭論損壞責任，也因為米肖只准我在週末她在家時進屋，所以維修起來頗為費時。終於有一天，一紙命令貼在了門前，市政府限兩周內修好以下三問題，逾期市政府將採取行動並加罰款。我只好忍氣低眉，請米肖允准，用兩個週末修完交差。

     至此，我已被她整得身心俱疲，只想甩掉這個包袱了事。怎奈法庭又兩次三番

否定我的申請，甚至因為她是單身母親而法外施恩。在法庭陳詞時，我想起了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臺詞：“今天是有他沒我，有我沒他，留他留我，三爺您隨便吧！”我把大意譯成了英語，當然沒有提楊子榮是誰。我要說的是：這座房子，米肖若不走，我走，反正不能再與她共處了。於是只得賣房子。

     米肖一見賣房牌子，立即致電我的經紀：你知不知道這房有大問題？你怎能幫助房東推卸責任？經紀好言相勸：如果換了房東，問題更好解決；如果賣不成，這樣僵持下去，對誰都沒好處。米肖自有她的慣性思維，她開始為賣房層層設障。先是所有看房者必須有24小時書面通知，電話不算數，害得經紀疲于奔波。每當她遇到看房者，必大講房子和房東的壞處，誰不聞而生畏？當房子上市三個月，我不得不兩次降價後，終於等來一個認真的買主。她又講，車庫裏有大量垃圾，一定讓房東清理掉。其實那都是房客包括她自己的雜物，我如何清理？

     房前草地上，終於掛出了“已售”標牌。我剛剛松一口氣，以為一切麻煩都“俱往矣”時，米肖的電話來了：“我感到震驚。你別以為事情完了，咱們法庭上見！”米肖絕不理解適可而止，過猶不及，或得饒人處且饒人，但她似乎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無師自通。就在房屋已經易手三周以後，我又一次被米肖告到了公堂之上。這一次她要算總賬，向法庭提交了一寸多厚的材料，告我辱駡、騷擾、不維修房屋等種種罪名。我心想已不是房東，你不走我走，還能把我怎樣？法官一時難斷，推敲了幾天後各打五十大板，說辱駡、騷擾不成立，卻須賠償房客五百元以補維修之責。米肖洋洋得意，我則含憤上訴。誰知判官根本沒有耐心讀完我的七頁辯詞，只看了第一頁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可憐這次輪到我隱跡逃遁了。我與米肖講不清道理，又打不贏官司，只好走為上計，不再奉陪。結局：我至今欠她五百元。

     我迷惑了，我與米肖，誰主誰客？她成了債主，也是與我交手後幾個回合的主動一方。再推及司考特和克裏斯，我也一直被動，何主之有？自以為主，而最終非主。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說，這叫否定之否定。有道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而我的居加房東經歷，可以比作中國秀才遇見北美流浪漢，文（語言、文化）不通，理（道理、法律）也不通，是地地道道的文理不通。

     忽然想到一個可通之理。我從小所受教育，講人民當家作主，講主人翁的責任感，卻極少有切身體會。到了北美，自己擁有了房產，作了屋主和房東時，才真正感到作主人不僅有權利，更重的是責任。一個主多客少的社會，必是一個更健全的社會。在私有制的北美，應能認同這個理吧？所幸東西畢竟還有相通之理，放之四海而皆準乎？

      不久前，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做生意賺了錢，要投資房地產，買幾十個單元的公寓樓，徵求我的意見。我極力以反面教訓相告，勸他多想想每月每日實打實的麻煩，少相信不那麼屬實的百分之幾回報。他沒有聽，還是意氣風發地一下投進二百萬，還把自己的住房也押了進去。他就像六年前的我，只是氣魄更大。我想起了《圍城》。且待幾年以後，聽他怎麼說。

（李彤簡介：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後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1989年起移居加拿大，曾經商，現在安大略省經營房地產。曾創作發表詩歌、 雜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多種，曾任加拿大中國筆會副會長，現為加拿大中國筆會會員。）